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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去两仪殿的路上,杨广简单梳理了一下记忆中裴矩和虞世南二人的为人事迹。

  虞世基,字懋世,会稽余姚人,父虞荔,叔父虞寄,均名重一时。隋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与其弟虞世南一起被称为“二陆。”(陆云、陆机)

  这两兄弟的外在性格、文采特长无分伯仲,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就相差甚远。

  虞世南清贫节俭,为人正直,不屑于巧言令色、曲意逢迎以唯上,所以,有隋一代,仅为从六品的起居舍人。

  但虞世基则不同,仕隋,官至光禄大夫、内史侍郎,“选曹七贵”之首,隋炀帝最为宠幸的近臣。

  世基幼沉静,性恬静,喜愠不形于色,记忆力远超过于常人,隋炀帝交待的事,只要说一遍,他事无巨细,全部都能牢记在心,到了内史省在抄写下来,上百条政策方案,无一遗漏和错误。

  礼书监河东柳顾言博学有才,自诩才比天高,很少能有让他称赞的人。直到遇见了虞世基,才叹曰:“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及也。”

  虞世基幼时家里因为战乱,贫无产业,以替人抄书来养家糊口,常常为此怏怏不平。

  等到了获得隋炀帝赏识后,便恣意奢靡,雕饰器服,鬻官卖狱,贿赂公行,无复素士之风。

  他知道隋炀帝登上皇位后,刚愎自用,不能强谏,又因为很多大臣相继因谏获罪,惧祸及己。于是,虽居近侍,却只会以谄媚之术博得炀帝欢心,丝毫不敢忤逆圣上的意思。

  例如,虞世基知道隋炀帝不喜欢听到全国各地有匪患的消息,于是,常常把全国各地的急报给扣下来,致使各地方官没有援兵抵御贼寇,讨逆获胜的军队也因此没有获得封赏,还违心的告诉隋炀帝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以至于当河北道讨捕大使、太仆卿杨义臣上报剿贼数十万,隋炀帝居然怀疑杨义臣在骗自己!

  知不可谏而不谏且抑损表状,这就是虞世基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原因,也为他日后身死埋下了伏笔。

  不过,值得称道的是,虞氏兄弟的感情和家风都非常的不错。

  虞世基和虞世南虽然文采特长相同,但内在性格和处事原则确实不尽一样。

  兄长奢华,弟弟清贫;兄长唯上,弟弟清流;兄长恣意妄为,弟弟克己守礼。。。。。。

  原本应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兄弟二人却是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江都之变,虞世南哭着请求代兄受死而不得,可见俩兄弟感情有多深。

  虞世基的儿子们虽处于富贵之中,却克循孝礼。江都之变,自知必不得免,不忍弃父苟活,兄弟三人不避刀兵、慷慨赴死,竞相争请死于其父之前,令人唏嘘。

  裴矩,字弘大,与裴蕴一样,出身于山东大族闻喜裴氏,隋唐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地理学家。

  裴矩自幼丧父,由伯父裴让之抚养成人。他勤奋好学,文章华美,颇有心计,深得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器重。

  开皇八年,隋文帝任命晋王杨广为元帅,率军南伐陈国,裴矩则任元帅府记室,专门负责收集陈国的地图、户籍。

  开皇十年,裴矩奉诏巡抚岭南地区,以三千敝卒,先后打败王仲宣、斩杀周师举,解东衡州之围,安抚岭南二十余州,一直打到了南康。被隋文帝赞曰:有臣若此,朕亦何忧!

  开皇末,裴矩与长孙晟一起执行离间突厥上层,分化瓦解突厥各部的战略方针。曾奉命出使突厥,忽悠都蓝可汗杀死了前北周的大义公主,并且策划了漠北突利可汗(启民可汗)的叛逃,并随史万岁一起,打败了达头可汗和都蓝可汗的联军,彻底瓦解了威胁北朝百余年的突厥汗国。

  隋炀帝继位后,裴矩亲身查访西域的风俗、山川等情况,撰写《西域图记》三篇,进西图之策。隋炀帝遂命裴矩经略西域。

  裴矩先游说铁勒人出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大败,可汗伏允向隋朝遣使请降,并求取救兵。趁此,隋炀帝命观王杨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军迎接。伏允可汗畏惧隋军兵锋,不敢投降,率部西迁。宇文述攻入吐谷浑境内,其原有领土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被隋军占领。

  大业五年,裴矩遣使游说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人,许以厚利,让他们派使者入朝。三月,炀帝西巡,到达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人与西域二十七国国主亲自相迎,并佩金玉,披锦缎,焚香奏乐,歌舞喧哗,还让武威、张掖等郡百姓穿着盛装跟随观看,车马堵塞,绵延十余里,以显示中原的强盛。因此,裴矩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大业六年,协助薛世雄修筑伊吾城,并进献反间计,使西突厥的射匮可汗进攻处罗可汗,西突厥内乱爆发,处罗可汗只得随使者入朝。

  大业八年,裴矩安抚陇右,抚慰曷萨那部落,并让阙达度设入侵吐谷浑,大肆劫掠,获胜而归。

  大业十年,裴矩随隋炀帝前往怀远镇,并总领北蕃军事。设计将始毕可汗的智囊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互市,加以杀害,并遣使回报始毕可汗,称史蜀胡悉叛逃大隋,为大隋所擒杀。但始毕可汗知道事实真相,从此不再向隋朝朝贡。

  以上就是裴矩辉煌的前半生,可谓是功勋彪炳,史称“交通中西,功比张骞”。

  但自从雁门之围后,大隋帝国内忧外患,隋炀帝也在这一役中吓破了胆,不仅没有封赏全国各地来援的勤王军,而且从此再无征伐救亡之心,更加的骄奢淫逸,破罐子破摔,从而一步步走向灭亡。

  其中,裴矩也曾屡次进谏忠言,但却不为隋炀帝所纳,反降罪于裴矩。加上当时朝野上下已经是乌烟瘴气,裴矩慢慢也变成了一个只会逢迎取悦,不敢有所谏诤的“墙头草”。

  想到这,杨广感叹到,封建帝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王本身是否贤明,君王与臣子的关系就好像计时的标杆,臣子是影子,标杆移动,影子就会跟着移动,正所谓上行下效也!

  杨广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步了前身的前车之鉴,虞世基、裴蕴、裴矩都是有大才的臣子,早年的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是因为前身骄奢淫逸、独断专行、不纳忠言,好听谗言媚语而恶诤诤谏言,最后只得加入清一色的“墙头草”大军。上意怎么吹,咱就怎么倒。

  所以,杨广觉得,对待文臣和驾驭武将是不同的,后者需要恩威并施,要镇得住那些个骄兵悍将。而文臣对政权无直接威胁,且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政事堂不是一言堂,就应该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做到敢说话,能说话,说好话!

  只要这样,君主才能做到查漏补缺,确保从中央发布的命令是正确,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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