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三章 朕何如桓帝

　　蔡邕、蔡质的命暂时是保住了，因为刘宏下令这件案子前后由司隶校尉伏完接手，他们二人第一时间便被伏泉亲自带人从雒阳狱里领走，囚禁在司隶校尉的大狱里。

　　这样做当然是保护二人的生命安全，在司隶校尉大狱里，一切都看伏完脸色，外人想做手脚十分困难，毕竟历朝历代的牢狱，都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保不得阳球等人会不会派人暗杀蔡家叔侄。

　　当然，至于案子结果，还得需要时间调查，伏泉在蔡家叔侄的一番感谢下，施施然离去，他还得去宫中值守才行。

　　这日，伏泉在西邸内值守，此时皇帝刘宏正在御花园里休息，他身边陪着一个年近三旬的儒雅青年，容貌清奇，看着有股正直刚毅的气息。他叫杨奇，字公挺，出身弘农杨氏，少有志节，不以家势为名，交结英彦，不与豪右相交通，于河南缑氏界中立精舍办私学，门徒时常有二百人左右。不久前被刘宏征拜为侍中一职，他还有一个身份，却是安帝名臣“四知先生”、“关西孔子杨伯起”的玄孙，故司空杨赐的从侄。

　　伯起乃是故太尉杨震的表字，伏泉对这个字一直耿耿于怀，为何？放之后世，一个男人起个名字叫“博起”，是在说自己不行吗？特别是这个人还姓杨，冥冥之中，让他想到“阳痿”这个词，不由得，伏泉感觉古人之中，老司机也是不少。

　　侍中，官秩比两千石，无定员，是随侍在皇帝左右的顾问官，地位尊崇，皇帝出，侍中则参乘骑从，皇帝入，则陪侍左右，与皇帝简直是形影不离，亲近堪比阉人中常侍。特别是郊祀时，皇帝法驾出行的时候，公卿都不能在皇帝法驾的卤簿之中，但侍中却可以，皇帝会挑选一名有见识的侍中参乘，其余的侍中则骑马跟随在皇帝车驾的后面，而卤簿的其他官员，也只有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作为前导，奉车都尉为皇帝驾车。

　　卤簿，乃是皇帝法驾的仪仗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侍中能在这种场合随时陪在皇帝身边，可见它对于皇帝而言的重要性。因此朝臣常常用“亲密”、“左右”、“心腹”等字样来形容侍中，杨奇能被刘宏任命此职，也说明了刘宏对他的信任与宠幸。

　　近日来，刘宏心情可谓上佳不已，因为皇后哪里传来消息，宋氏竟然怀孕了，这让他乐得不行。虽然刘宏不喜欢宋后，甚至这次能让她怀上，也是意外缘故，但这并不妨碍他得知自己可能多一个孩子的喜悦，他失去的孩子太多了，早夭的太多，现在存活下来的也就是一男一女，这怎么能让他安心？

　　谁也不知道“史侯”会不会早夭，刘宏可不想自己和桓帝刘志一样，生了那么多孩子，最后就存活了三个女儿，连一个继承人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若不是如此，这皇帝的大位刘宏怎么可能坐上？

　　看了眼才随侍身边不久的杨奇，思及一事，刘宏随口问道：“杨卿，朕何如桓帝？”在西邸内值守的伏泉一听刘宏所言，脸色古怪，刘宏不知这位杨大人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刘宏和他提问自己和桓帝相比如何，肯定不会有好回答，说不得刘宏要因此吃个哑巴亏。

　　果然，杨奇听了刘宏此问，眉头一挑，随即不卑不亢，正声回道：“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

　　一言而出，满场尴尬，刘宏脸色不悦，而在西邸内的人但凡能听出杨奇此话内涵的，皆是强忍脸上笑意，同时心里也是佩服杨奇竟然敢在皇帝面前如此言语，伏泉也不例外，与其他宫中寺人、宫女相比，因为就在刘宏身边值守，靠得近，脸上开始的笑意没能立即收住，直接被刘宏看了个全。

　　随即，便听刘宏对杨奇不悦说道：“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然后，刘宏似乎要找出气桶一样，转头对伏泉道：“伏卿，朕何如桓帝？”

　　伏泉听后一愣，心里却是再也笑不起来了，暗暗瞥了眼杨奇，不由得恨透了他，因为自己这次摆明糟了无妄之灾，成了这位“强项”的替罪羊，不过皇帝问话，他说什么也要回答的，只能在心里满满思索如何回复，才能让刘宏欢喜。

　　刚才杨奇的应对是非常巧妙的，俗话来说便是“拐着弯骂人”，众所周知，刘宏敛财成性，并以此嘲讽桓帝刘志没有私房钱，不会治家，不能作家居。刘宏跟杨奇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想得到肯定，他确实比先帝刘志能力强。

　　可是杨奇却很机智，不卑不亢，巧妙的回避了刘宏问题中的“坑”，而是以舜和尧这两位传说中的有德之帝王做类比，表达了他话里的意思。如果刘宏认为先帝刘志强，那他就和先帝就一样强，如果刘宏认为先帝差劲，那他就和刘志就一样差劲。

　　这也是伏泉会笑的原因，皇帝自己挖的坑本来就希望臣子来跳，结果被臣子反转了，他还没处说理去，这不就是和后世“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打完”的段子一模一样吗？笑点十足。

　　刘宏心目中的刘志，就是个不如自己的皇帝，因此刘宏听到杨奇这话就听懂了，脸色才非常不高兴，不过那句“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并不是刘宏讽刺杨奇，相反却是表扬他的。

　　这句话里，其实包含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强项。

　　这个典故出自汉光武帝刘秀时的雒阳令董宣的身上，当时刘秀的大姐刘黄封为湖阳公主，她的家奴杀人后潜逃回公主府，董宣去抓人，刘黄不肯交出凶犯。有一天，刘黄出门，杀人的家奴驾车随行，董宣则带人拦住去路，斥责刘黄包庇家奴，然后将家奴抓下车就地处决。

　　这事发生在雒阳城内，光天化日之下，围观的人太多，刘黄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去找弟弟皇帝刘秀哭诉，要求惩治董宣。刘秀大怒，就让人把董宣抓来，欲用乱棍打死。董宣见到刘秀说：“吾进言陛下再赴死。”

　　光武帝问：“卿言何事？”

　　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室，却纵容家奴枉杀平民，如此为之，何以治天下？”然后一头向楹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但未断气，刘秀又让宦官扶起董宣，要董宣给刘黄磕头认错，董宣不肯，宦官在一旁强按董宣的头，董宣双手撑地反抗。

　　湖阳公主见状不满地说：“陛下为民时，亦曾藏过逃犯和死刑之人，诸县官吏都不敢上门，如今身为天子，却怕一县令乎？”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与民不同。”

　　之后光武帝让人把董宣的头包好，并赐他到太官府吃饭。饭后，董宣把碗反扣在桌子上，光武帝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董宣硬气回答说：“吾食饭不敢有余粒，如同奉职尽忠，不遗余力，不敢有二心。”

　　刘秀自知理屈，深为他尽责尽忠的精神所感动，无奈下令放其离去，并赏赐三十万钱。同时称董宣为“强项令”，也就是硬脖子县令的意思。

　　第二个典故，死后招大鸟。

　　这个典故出自杨奇的曾祖父杨震的身上。杨震乃汉安帝刘祜时名臣，官至太尉，适逢延光三年春天，安帝东行巡游泰山，樊丰等人乘皇帝在外巡游之机，竟相修建宅第。

　　震属下椽吏高舒召来大匠官署的令史查问，得到樊丰等人伪造假诏书等罪行证据，于是杨震便准备好奏章，等安帝巡游回京后上奏此事。

　　樊丰等人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当时恰好发生太白犯昴的自然星象变化，太史官奏说此星变逆行，昭示人臣有悖逆犯上行为。樊丰等人乘机将此星象变化归罪到杨震身上，并在安帝前造谣诬陷杨震说道：“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言下之意，便是诬陷杨震对朝廷不满。

　　等到安帝车驾东行归来，准备选择吉日人宫时，就连夜派使者收缴了杨震的太尉印缓，于是杨震就紧闭大门，谢绝一切宾客来访。樊丰等人对此还觉得不够解恨，就请大将军耿宝再上奏章，诬陷杨震对朝廷收缴他的印缓心怀怨气，有不服处置之罪。安帝于是下诏遣送杨震回归故里。

　　于是杨震接诏，被罢官遣返，立即动身返乡，出了雒阳城，返乡途经雒阳城西几阳亭时，慷慨悲愤的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道：“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忽设祭祠。”杨震此言，乃是为自己蒙冤，不能诛杀奸佞而愤慨，之后他在几阳亭留下遗书，服毒自尽。

　　之后樊丰授意弘农郡太守移良故意不让杨震下葬，暴棺于路旁。他们派人在陕县截住了杨震的灵车，不准运回本籍，并将灵枢露停道旁，一任日晒雨淋。杨震的几个儿子则被罚做苦役，代替邮差往来送信，广大百姓无不为之垂泪。

　　一年以后，汉顺帝刘保即位，樊丰、周广等人都被伏法处死，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等人上书顺帝要求重新调查处理杨震冤案。当时朝廷上下都交口称赞杨震的正直忠烈，于是，顺帝就下诏给杨震平反，冤情得以昭雪，除拜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赠钱百万外，还下诏以很高的礼仪改葬杨震于华阴潼亭。改葬这天，远近百姓络绎不绝都来参加葬礼，以纪念这位清正廉洁、正直无私、疾恶如仇、敢于直谏的好太尉。

　　而也就是这天，天空飞来一只大鸟，在杨震棺木前悲泣流泪，葬礼完毕才飞走，时人因此立石鸟象在杨震墓所旁。

　　综合起来来说，刘宏那句“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是在夸杨奇，说他和董宣一样敢忤逆皇帝，有祖辈的名臣风范。

　　杨奇能如此巧妙回答，却不被刘宏治罪，也算是他本事了，但也因为如此，给了伏泉出了一个大难题。

　　为何？

　　有了杨奇这个珠玉“回答”在前，伏泉若是说得一般，肯定讨不了好，毕竟无论他说刘宏比刘志厉害，还是刘志比刘宏出色，无疑都不会被刘宏喜爱，此时要回答，就得回答出新意。

　　然而，无论何时，新意总是最难想到的。

　　脑中百般思索，突然，灵光一现，思及一事，伏泉行礼回道：“刘子奇痛斥指责先帝，先帝不以为意，反而用之，今蔡伯喈言语不敬，却不失臣节，陛下何以动怒？陛下于先帝，可见一般。”

　　话语说完，刘宏一听，脸色深沉，冷冷的看着伏泉不发一言，但是并未言语，像是在思索什么。而他身边随侍的杨奇也是一脸吃惊，毕竟杨奇拐着弯骂刘宏，有一些取巧之嫌，而伏泉这话可是直接说刘宏不如桓帝了，这是自寻死路吗？

　　不过，这话若是与上次朝会拯救蔡邕联系，也算是另有深意。

　　只是，皇帝会听得进去吗？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老子此言，吾今始明。”刘宏突然直接脸露喜悦，自言自语道，随后又玩味的看着伏泉一语不发，直到天色阴沉也未提及此事，搞得伏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反正自己拿了刘陶的事情来比喻蔡邕，与蔡邕的上书诘状相比，刘陶当时上书桓帝可比蔡邕的奏章，言辞激烈的多了，和千年之后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的《治安疏》比起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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