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朝官制

　　要耕地单靠人力是不行的，古代也没有机器，此刻耕牛就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耕牛是非常珍贵的，整个跃龙村都只有三头。想要购买耕牛，需要与政府有一定的关系。

　　想要购买三十头耕牛的计划落空了，一次性大批量的购买这么多的耕牛并不现实。

　　此刻三天时间已经到了，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来到了跃龙村村口。

　　通过探听，他们找到了梅府，领头的正是在锦绣城大街上与梅笑寒有过碰面的青年。

　　“梅公子！别来无恙！”

　　梅笑寒道：“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早就听闻锦绣城跃龙村来了一个高人，不曾有缘相见，能够在锦绣城大街上见到高人真容，真是三生有幸！”

　　梅笑寒道：“公子，不必如此客套，有什么话便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原来这个青年姓刘，名苏，是西州人士，其父刘洛因为被人诬陷吃了官司。

　　恰巧刘苏在锦绣城大街上遇到了梅笑寒，很快就被这种神奇的玻璃镜子所吸引，故此便想要买下。

　　“我听闻太尉喜好奇珍异宝，正四处寻，苦于没有着落！不想在这里碰到了！”

　　得知缘由后，梅笑寒感慨道：“没想到刘苏公子如此的有孝心，我真的是很感动！”

　　刘苏道：“这么说来，梅公子是愿意将那块无价之宝转手给我了！”

　　梅笑寒道：“不错！你如此有孝心，想必一定会如你所愿，救出父亲的！”

　　梅笑寒道：“我有一事想求刘公子帮忙！不知道刘公子能否答应！”

　　“请梅公子但说无妨！”

　　听完梅笑寒的话后，刘苏大笑道：“原本以为梅公子所提的会是什么上天摘月亮之类的事情，没想到梅公子只是想要耕牛啊！这...好办！”

　　刘苏的父亲刘洛是西州的马监史，负责整个西州的民间牛马交易，虽说也算是一个官，但是却并品级。

　　虽说没有品级，但是手中的权利却很大，整个西州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的牛马交易都需要通过刘洛之手。

　　梅笑寒道：“不知道刘苏公子的父亲为何会得罪了谁？”

　　刘苏道：“此人就是监察御史张令！”

　　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

　　监察御史位低权重，唐、宋两代仅有八品官，明代为正七品，清代为从五品。

　　监察御史，无出入朝堂正门的资格，只能由侧门进出，非奏事不得至殿廷。开元初才取消限制。

　　但因内外官吏均受其监察，权限甚广，颇为百官忌惮。

　　员额，唐为十五人。

　　宋减为六人，分察六部百司，品级为从七品。

　　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检察员。

　　赵虎道：“一个检察院的检察员如此的难道就没有人管的了他吗？”

　　刘苏道：“监察御史的品级虽然不高，但是位低权重，朝中没有官员愿意得罪他们。”

　　梅笑寒道：“既然如此，岂不是很难办了！”

　　“那个张令到底什么来头！”

　　刘苏道：“据说张令的叔父”

　　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元丰改制后，监察御史改为从七品，定额为六人。

　　宋代御史台的长官是御史中丞，俗称“台长”。

　　另置侍御史知杂事一人，作为御史台的副长官。

　　御史台下属的监察官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

　　若是以官卑者任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者，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

　　而唐代所设的御史台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在宋代前期只是一种正三品的加官，元丰改制后升为从二品的职事官，但未授予任何人。

　　御史台的各官官品如下：

　　御史中丞：宋初正四品，元丰改制定为从三品。

　　侍御史知杂事：从六品，特赐五品服。

　　侍御史：宋初为从六品下，元丰改制后定为从六品。

　　殿中侍御史：宋初为从七品下，元丰改制后定为正七品。

　　监察御史：宋初为从八品上，元丰改制后定为从七品。

　　七品在后世看来是芝麻官，而在宋代则属于中级官吏的行列。打个比方，宋代的县令，属京京畿所在地的县令为正八品，其余普通县的县令只有从八品。

　　而作为比县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州（相当于现在的市），其行政长官——知州一般由五、六品官员出任。

　　作为从七品的监察御史，大致介于县令跟知州之间，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

　　宋朝官级品级如下：

　　诸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王，为正一品。（全为加官，不是常职。南宋末年的左右丞相，也为正一品），尚书左右仆射。

　　诸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国公，光禄大夫为从一品。

　　门下侍郞，中书侍郎，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

　　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为从二品。

　　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

　　诸正议、通奉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开国侯，护军，为从三品。

　　诸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为正四品。

　　诸太中大夫，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为从四品。

　　诸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为正五品。

　　诸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为从五品。

　　诸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为正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诸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为从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骑尉，为正七品。

　　诸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合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合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诸承事、承奉郎，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

　　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宋朝的官员品级十分之复杂，分别由差遣、本官阶、散官阶、勋官、爵位，贴职等组成。

　　差遣：实际上做事的岗位，多数为临时工。

　　本官阶：又称寄禄官，即享受怎么样的待遇，名称就是三公六部九卿等前代留下的官职。

　　散官阶.：实际的上的等级，又以文资和武阶对应文武大臣。

　　勋官：共十二转，荣誉头衔，并无实际作用。

　　爵位：荣誉头衔加额外补贴，封邑与实封往往不一样。

　　贴职：专为文人而设的荣誉称号，如某馆某阁大学士、学士等。

　　元丰改制时曾废掉差遣以本官实任，以散官阶定俸禄。政和末年散官阶：

　　文官：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原宣德郎，政和避宣德门改）、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崇宁时通仕郎，政和再换）、修职郎（崇宁时登仕郎，政和再换）、迪功郎（崇宁时将仕郎，政和再换）。

　　武官：太尉（政和新置）、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修武郎、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下班祗应。

　　宋朝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富庶的朝代，很多人认为宋朝“藏富于民”，官民比例低，政治比较清明。但如果认真翻开历史，恐怕结论未必如此。

　　宋朝官员的幸福生活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只有官员算是“国家公务员”，自秦汉官员的工资就开始实行严格的“秩禄制度”，即按照官秩官或爵的高低）来发放薪水。

　　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不过无论与前朝还是后朝，甚至与当代相比，其官员薪俸之优厚，都是令人咋舌的。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

　　也许这样写，读者不容易对以上数字概念化，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

　　对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大清官——包拯的薪俸所做的一个研究，来作为说明和补充依据：包大人年薪合计应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其他实物补贴。

　　另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如无战乱，粮食价格一般是300~500文一石，绫、绢、罗、绵大致价格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因此综合计算起来，包大人的实际收入要远超2万贯。

　　考虑到中国自隋唐以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就已经相当高了，因此我们用粮食来衡量一下包大人如果活到今天，他的年薪大致是多少。

　　北宋粮食价格按照400文一石（约100斤），如按每斤粮食2.5元来计算，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也就是说，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万贯就是1250万元——而当时北宋一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为1万~3万贯。

　　此外，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如此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的，甚至有人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吏部改年龄，以达到继续留任的目的。

　　所以，自宋神宗开始，朝廷开始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到年龄的官员退休：一方面对年满70的官员不予考核和升迁；另一方面，对自愿退休的官员加官晋级，并对其子孙可以“荫补”，即给予一定的官职但没有具体职务，甚至还优待其妻子。

　　高薪没能养廉，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以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工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员并未因高薪而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发财的机会。

　　“花石纲”起源于宰相蔡京发现了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此人精于园林艺术。

　　宋徽宗知道后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和发达的载重汽车，这些花石只好通过古运河水运至汴京，十船称作一“纲”。

　　据宋史记载，“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发横财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

　　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

　　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被封为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

　　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的数量在1万人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3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2000万贯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1.3亿贯以上，却无丝毫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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