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流贼”还是亡于女真？
“流贼”是明清统治者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称呼，后来毛泽东也称李自成起义为“流寇式”的农民起义。那么大明是亡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流贼”（农民起义军），还是亡于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代表的女真势力？
在我看来，明朝像是北方农民磨子上的小麦或者高粱，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像磨底，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女真则像磨盖。而如果没有磨盖，或者没有磨底，这个磨就无法运转；一个磨底、一个磨盖配合着不断地磨，就活活把明朝磨成了齑粉。
所以，如果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农民军和女真军的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明朝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
已故明史学家顾诚教授专门就明末农民战争写了一部《明末农民战争史》，是明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读者如果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活动感兴趣，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姚雪垠先生写了小说《李自成》，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用文学的笔墨描绘了李自成、张献忠的生平事迹，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图景展示得非常壮观。当然，任何小说都有自己的问题，《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塑造得非常“高大全”，把崇祯皇帝描写得很刻薄、刚愎自用。不过这都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塑造方式。金庸先生也曾经写过一本反映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碧血剑》。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个皇朝都是被农民战争摧毁的。秦朝的灭亡和农民军有关；西汉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因为绿林、赤眉起义；东汉的灭亡和黄巾军不无关系；隋朝末年有农民大起义；唐朝末年有黄巢等人的起义。有意思的是宋朝没有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宋朝虽然有一个方腊起义，但是没有成气候，尽管《水浒传》把梁山好汉的起义描绘得很壮观，但实际上只是小打小闹。到了元末、明末，又有农民战争。
有读者问：“为什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加上诸侯混战，人力、物力都投入这些战争之中了，所谓的“农民起义”就无法形成。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酝酿好农民的阶级或者农民的社会群体。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把所有农民都聚集起来。用马克思的说法，本来个体农户是一个个独立的马铃薯，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建立以后，用“秦”这个麻袋把农民装起来了，所以农民的力量才显得壮大起来。
天启七年（1627）七月，澄城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直到清朝的康熙前期，“夔东十三家”才最后失败。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历朝历代都有“流贼”“流寇”，但是论危害之烈、祸害之深，没有能超过这一场的。
这场农民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推翻了明朝，间接后果是引发了清军入关。此外它还有一个长久的影响，是对经过明朝二百多年发展，到天启、崇祯时期积累的上亿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清朝入主中原以后，能够掌握的户口数字比明朝开国时还要少得多。
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王朝兴亡之间的关联，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官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明朝不能再存在下去了，甚至对明朝灭亡有些期待。但是，一旦明朝灭亡，大家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要进入清朝的循环，重新从苦难开始，休养生息，然后再发展。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既和国内政策有关系，也和外部的变化有关系。如果没有女真在关外崛起壮大，如果没有明朝集中大军在萨尔浒和后金决战，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的明朝和女真—满族的战争，明朝的财政危机可能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明朝的财政就更加紧张了，于是政府开始向农民摊派。摊派与连年的自然灾害，无疑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两根导火线。
天启到崇祯时期，甚至从万历开始，明朝的大地就遭受着一轮又一轮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存亡有很大影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明朝“流贼”的兴起正是因为自然灾害。
天启年间，有位延安籍的官员回到老家，他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他发现老家灾情竟然如此严重，但官府根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民众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情况比比皆是。同时，地方官员迫于朝廷的压力，仍然在强行征收赋役。回到北京后，这位官员立即给朝廷上疏，说明了陕西一带的灾情和民众缺乏救助的情况。
对此类事情，朝廷也束手无策。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制定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化政策：一旦某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地方官应该立即停止征粮，然后向朝廷打报告，请朝廷派官员来勘察灾情，如果灾情严重，就立即开仓济民，再来考虑如何缓解灾荒。但是，这样的政策只有在国家掌控能力比较强、人口不太多、自然灾害不过于频繁的时候才有效，否则就无效。
《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每一年春冬要代表父亲到凤阳的祖陵祭祀。路过安徽的时候，朱高炽发现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地方官府却还在收粮。他立即命人把当地知县召来，说：“太祖高皇帝的祖制你难道忘记了吗？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你还向农民收粮，这是在为朝廷招怨哪！”
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认为，地方官凶狠掠夺民众，实际上是在为朝廷招怨。因为民众不但会把怒气对准个别官员，更会把怒气对准朝廷，认为是朝廷没管好下属。
天启年间，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面对灾荒和饥民，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当然也许无粮可放），反倒催粮逼饷，急如星火（当然完全可能是迫于上司的催逼）。用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他不但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农民兄弟的胸口。土地里没有收成，本地民众四处逃难，他处民众却流亡到了澄城。此时有一个性情急躁，同时对官府早已不满的白水县农民，名叫王二（不知是名字早已不可考，还是根本就没有名字）。他流落到澄城，带着澄城和白水的农民冲进县衙，杀了知县张斗耀。官军前来镇压，这帮民众退无可退，于是揭竿而起。
一旦走了这一步，就只有走下去。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农民战争，历史就不会浓墨重彩地写小小的澄城县和杀知县的王二了，王二在澄城杀知县的这件事，后世大概率就不会知道了。
历史有一个普遍规律：一件事情能否成为历史事件，不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它的后续发展。秦始皇的伟大在于统一中国，但是如果没有两汉的继往开来，没有两汉对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巩固、对秦始皇遗产的继承，秦始皇统一中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如果后来没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没有传说中三十六营、七十二家的一百零八支队伍在各地起事，王二的这件事就会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此时的明朝已经到处布满了干柴，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
明末农民战争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这里又有种种偶然因素，但是偶然因素在必然的趋势下，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李自成原来的工作很不稳定，好不容易谋了一个公差，当上了驿站的驿卒。但在崇祯三年（1630），有位名叫刘懋的给事中，出于对国家财政的忧虑，为了节省开支，为了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对女真的战争，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有价值的建议——裁减天下驿卒。这条建议是为朝廷节省开支的，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朝廷雷厉风行，减少了在驿站上的开支。有记载说，省下的开支达六七十万两之多。虽然对于明朝财政整体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但毕竟也是杯水了。这样一来，好不容易谋到一份职业的李自成，和与他同样命运的人们一起失业了，如果不投农民军就得饿死。和朱元璋一样，李自成并非“首义者”，开始的时候都是跟在别人后面。但是，由于李自成的胆识、勇力、人格魅力都远超他人，他跟着张献忠、高迎祥等人的步伐，在农民军里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各路农民军的领袖，并且和张献忠分别建立了大顺、大西两个政权。
崇祯八年（1635）十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共同杀往凤阳，摧毁了明朝在凤阳的祖陵。这对明朝统治者，尤其是皇族的心理打击非常大。前文讲过，崇祯皇帝因此下了第一个“罪己诏”。
崇祯皇帝调集各路人马，打击农民军。其中出现了几个著名人物，比如洪承畴、孙传庭和卢象升，他们的才能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显现出来的。这是当时明朝最杰出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李自成、张献忠的政权在他们的连续打击之下，走投无路，接近灭亡。但就在这个时候，崇祯十一年（1638）前后，清军大兵压境，突破长城，所过的府州县城，明军皆闭城不出，任由清兵践踏。清兵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抵北京城下。
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明朝朝廷只好将正在围困农民军的官军调往北京，李自成、张献忠的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传说这时有位叫李岩的秀才投奔了义军，提出了“吃闯王，用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在死亡边缘徘徊着的饥民知道了闯王李自成。闯王的军队所过之处，饥民从者如潮。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先生的小说《李自成》中，对这一段都有生活化的描述，我最早也是在这两部书中知道有李岩、红娘子的。但据顾诚先生考证，李自成军中的主谋是举人牛金星，实际上并没有李岩和红娘子。后来的学者们进行了许多讨论，不断有人根据府志、县志说确有李岩。其实这都是理解上的错误，他们所说的某志上有关于李岩的记载，只是“李岩”这个自然存在的人，而不是在李自成军中有这些故事的人，彼李岩非此李岩。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也建立了大西政权。农民起义一旦建立政权，就是形势的一大转折，意味着他们开始要夺取政权了。在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如破竹杀奔北京的过程中，崇祯皇帝既不议和，也不逃跑，而是选择了在城破之时自缢殉国。所以，明朝毫无疑问是亡在了“流寇”，亡在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相互配合上。
明末农民战争有三个关键节点：
第一，农民军攻下凤阳，对明朝统治者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时向民众展示了农民军的力量。
第二，崇祯十一年（1639），清兵跨长城而入，横扫华北大地，明朝的军队都被调去抵御清兵，给了农民军一个死灰复燃、重新崛起的机会，此后农民军的势头就不可抵挡了。
第三，李自成建立大顺，张献忠建立大西，这对明朝是一种根本性的摧毁。从此以后，明朝的将领、官员纷纷放弃明朝，投靠大顺、大西政权。
我曾经写过一篇《从明末农民战争看汉族地主阶级》的文章，文中证实了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汉族地主，包括从皇亲国戚到阁部大臣，再到翰林院、六科十三道的官员等，他们的主体都在恪守一个宗旨：宁可亡国，不可破家。因为国是朱姓皇帝的，家才是自己的。所以，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大顺、大西军所到之处，他们归降大顺、大西；当大清入关之后，他们又纷纷抛弃大顺、大西，投靠大清。也就是说，哪个政权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归附于哪个政权。当然，我指出这个现象，并不是否认在明亡清兴的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效忠于明朝、坚持抗击大顺、大西、大清的汉族读书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主流。而且，越是身份高的汉族地主，“转型”越快；效忠明朝、坚持抵抗的，多为下层官员和士人。
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崇祯皇帝无力抵抗，于是在一个宦官的陪同之下，他在煤山自杀了。这个时候，明朝就亡了。虽然还有一个南明弘光政权，但那只是一个偏安的小朝廷。如果没有清军入关，李自成的大顺随时可以将其摧毁，取代明朝，开始对中国的统治。那么，继明朝之后的新政权就应该是顺了。当然，也许大顺政权取代明朝之后，李自成会听读书人的建议，根据“大哉乾元”有“大元”、“大明终始”有“大明”，换一个更加响亮的国号。但是，清兵入关了，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大清取代了大明。
阎崇年老师在《百家讲坛》节目中讲过《明亡清兴六十年》，陈生玺老师写过一本学术著作《明清易代史独见》，如果读者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也可以读这些著作。当然，更推荐顾诚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
女真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历史甚至不比汉族短。西周时，东北地区有一个民族叫作“肃慎”。后来，肃慎改了多个名字，有的时候中原称之为“挹娄”，有时候叫“靺鞨”，有时候叫“渤海”（唐朝还有渤海国）。这些都是女真人的先祖。所以，它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个民族在辽代产生了参与中原地区事务的强烈愿望，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之下，他们建立了金，灭了契丹人的辽，接下来把北宋也灭了，也就是“靖康之变”。
宋人、辽人把与契丹比较接近，甚至入了契丹籍、接受契丹管理的女真人叫作“熟女真”；把没有归契丹统治管辖，只是接受封赐而不受约束的女真人叫作“生女真”。完颜阿骨打和他的祖先就是生女真。生女真后来统一了熟女真，灭了辽，又灭了北宋，并且和南宋对峙，形成了一个金政权。而且，在宋金关系中，金是宗主国，宋是附属国。这对汉人来说很难接受。也因此，南宋就不能叫“大宋”了，只有北宋才能叫“大宋”。
蒙古—元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灭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并且接管了整个东北地区。女真人生活在了元的统治之下。
入明以后，明朝的女真中，最靠北边正在由原始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部落，被明朝人称为“野人女真”；进化较快的被称为“建州女真”；进化最快，和汉人接触最多的被称为“海西女真”。
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一道，作为一个“磨盖”对明朝政权进行碾压的，则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女真。
第一代接受明朝赏赐的建州女真首领叫作猛哥帖木儿。
永乐年间，明成祖派军队巡视黑龙江流域，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汉人政权的军队到达的东北方向最远之处。真正率领这支军队的，是一位女真族的宦官，大学教材说他的名字是“亦失哈”，但我一直认为这个名字应该是“易信”的不同翻译，因为明成祖夺位之后派到东北做“镇守中官”的，正是易信。他被称为“狗儿”，与被称为“马儿”的回族宦官郑和齐名。“靖难之役”的时候，他们打仗都是既不要命，又有谋略。明军不但在黑龙江流域巡视、耀兵，还在距离黑龙江入海口二百里左右的庙街（又叫“特林”）设置奴儿干都司，又建造了永宁寺。“永宁”的意思当然是永远安宁，不要发生动荡。明军还立了一块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后来永宁寺倒塌了，宣德年间又有明朝军队去巡视，重建永宁寺，立重修永宁寺碑。碑文用汉、蒙、女真三种文字镌刻，两侧则是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的六字真言。这两块碑现在尚存，保存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永乐年间是明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候，东北的女真各部都属于奴儿干都司下的各卫、各所。努尔哈赤的先祖就是建州卫的都指挥，而努尔哈赤本人也接受了明朝的封赐。也就是说，在明朝极盛时期，东北地区的女真民族是它的治下臣民。但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也要争夺生存空间，并且向统治者进行抗击。
随着女真和汉人——尤其是东北汉人的接触日益密切，女真人——特别是海西女真通过互市、联姻等关系，一方面保持着本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对汉族非常熟悉。汉族对他们也非常熟悉了。
历代的中原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能够怀柔就怀柔、能够打击就打击。不但汉人政权如此，少数民族政权同样如此。鲜卑人建立了北朝后，对更北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就是这种政策；辽对女真也采取了这种政策。打击、分化、“以夷制夷”，是中原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贯政策。
明朝也奉行这种政策：对听话的少数民族首领怀柔、赏赐，对不服管的少数民族首领进行军事打击。李成梁就是因为打击女真及散居在东北的蒙古部族而被封伯爵的。张居正主政的时候，用了两个著名将领：一个是戚继光，他以守为主，对付蒙古人；一个是李成梁，他以攻为主，对付东北一带的蒙古人、女真人。女真族和李成梁家族的“战争机器”之间，有很深的恩怨。如果有恩，他们当然很高兴；如果有怨，他们就不仅要把怨算在李成梁身上，而且还要算在明朝身上。
努尔哈赤的父亲、叔叔都支持明朝，但是明朝在打击阿台部落的时候，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父亲。明朝军队解释是误杀，但是努尔哈赤认为这一定是故意杀害。所以他和明朝有杀父之仇。
万历年间有一系列事情，除了内部的国本问题、党争问题、矿监税使问题，以及“三大征”之中的朝鲜问题外，女真问题也正在显现。万历十一年（1583），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努尔哈赤公开起兵，号称继承父、祖“遗甲”十三副。所谓的“遗甲”，就是指全副武装，有马，有刀，有箭，还包括头盔、铠甲。这就是正规军的装备。
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在女真内部和其他部落展开争夺战。他先扫平了建州女真中非爱新觉罗族的各个部族，又统一了海西女真，还征服了野人女真。明朝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明朝在辽东的地盘。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自己的政权，国号金，又叫“大金”。因为过去有一个灭辽、灭北宋的大金，所以明朝人称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金为“后金”。当然，这个称呼有鄙视的意思。
后金建国时，定都于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靠近鸭绿江。明朝守军中的很多人和努尔哈赤统率下的女真人做过生意，彼此都是好朋友。在努尔哈赤的威逼利诱之下，抚顺的守将和努尔哈赤勾搭到了一块，他们里应外合，在后金建国后的第二年就偷袭并一举拿下了抚顺。得知抚顺被夺，明朝大吃一惊，开始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号称有十几万人，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也就是后金建国后第三年，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地杀奔抚顺和赫图阿拉。
这场战役，看上去女真是被动的防守方，明军是主动的进攻方，但从本质上说，恰恰相反。女真不断向西、向南发展，总体上是攻势；而明朝是为了阻挡其攻势，才组织了这次非常仓促的攻势，其实是以攻为守。明军虽然号称有十多万人，但都是从各地紧急调来的，许多南方的军队并不适应东北的天气，棉衣、军靴、马匹、武器的补给严重不足。
当然，其中也有几支厉害的军队，包括曾经在援朝抗倭战争中打出威风的刘的军队，还有李成梁儿子所带领的李家军。这个儿子不是李如松。李如松的亲兵在朝鲜战争中几乎丧失殆尽，后来他又在东北的一次战斗中了埋伏，去世了。这次带领李家军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
明朝对此战志在必得，但是实际上明朝想要取胜很困难。明朝旨在扑灭一个新兴政权，但是对于士兵来说，这场战争和他们几乎没有关系。明军中有的士兵来自福建，有的士兵来自西南地区，努尔哈赤的威胁离他们的家乡太过遥远。不仅如此，他们的父亲、兄长还处在明朝官府的催租、逼饷之下。所以，明军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不能指望他们全心全意地卖命。
反观女真，他们是要捍卫自己新建立的政权，为生存而搏斗，而且还是在内线作战。努尔哈赤说：“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明朝军队分四路发起进攻，但努尔哈赤是一路接一路地打。在建立后金之前，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军事组织。他把建州女真和后来征服的海西女真分成红、黄、蓝、白四个旗，后来又将他们扩充为了八个旗，加上了镶红、镶白、镶蓝、镶黄。如果以正常七千五百人为一旗计算，八旗军有六万人，可以说，在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的军队编制就已经非常完备了。
明朝军队两路人马全军覆没，主将战死。这两支军队的主将，一位是历任延绥、蓟镇、辽东总兵官，声名显赫、敢于搏击的杜松；一位是参加过援朝战争、勇冠三军，号称“刘大刀”的刘。杜松、刘在明军中素有威名，他们的战死，对于明朝、明军来说，都是极大的震撼。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是明朝在和女真生死搏斗中的第一次失败。
女真—满洲取代明朝，可以分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1616年建立政权，第二个节点是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第三个节点是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第四个节点是1642年的松山之战。
大清的国号很有讲究。“明”是日字旁，是火德，“清”是水字旁，水可以灭火，那种取明朝而代之的愿望和决心，从这个国号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皇太极还把女真的族名改为满洲。
松山之战时，明朝闹出过一个笑话。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在松山之战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下落不明。明朝的大臣们误以为他死了，为他举行了国葬和国祭。后来，他们才听说洪承畴竟然投降了。不仅如此，后来洪承畴还用他的聪明才智，辅佐清朝入主中原，对南方各地进行统治和安抚。
到了1644年，李自成在农历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拘禁了明朝的所有官员，还传檄山海关外的吴三桂，劝其投降。吴三桂认为崇祯皇帝死了，天下大势已定，大顺即将建立全国性的政权，所以带着一部分精兵前去北京投降，主要军队仍然留守山海关。
吴三桂离开山海关不久，北京传出消息，说他全家八十一口被下狱。据记载，吴三桂听后说：“我去了以后，他们就会放掉我的家人。”后来又有人报告说：“将军，你最喜欢的女子陈圆圆被刘宗敏（李自成的大将）掳去了。”吴三桂一听，当即大怒。他当时三十二岁，血气方刚，认为不能吃这个亏，立即拨马而回，投靠了清军。后来，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吴伟业写诗说：“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说，吴三桂声称投降清朝是为了报君、父之仇，但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陈圆圆被刘宗敏占有了。
此时，清太宗皇太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继位，而真正掌权的则是福临的皇叔多尔衮。吴三桂此时投靠的就是多尔衮。
李自成听到消息后，带兵出征，在山海关向清军发起决战。在清军和吴三桂联军的打击下，李自成的军队一溃千里。据记载，当时先是吴三桂的关宁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投入战斗，但大顺军源源不断而来，关宁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李自成本人站在高处观战，看到这样的情形十分高兴。但他突然发现，关宁军的左右侧后，有两股骑兵如狂风般杀出。当他看清骑兵的旗号是“满洲”后，大吃一惊。大顺军在大清军的冲击下，顿时溃败，李自成在随从的护卫下，狂奔而去。
李自成退回北京，在1644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北京举行了“登基”大典，第二天就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兵进入北京。据记载，北京城内，安堵如故，百姓甚至不知道敌军进城，但见满城关外打扮的官兵，却是秋毫无犯。多尔衮护着顺治皇帝来到北京，他宣布归降的明朝官员一概官复原职，并为崇祯皇帝举行了葬礼。明清之间的改朝换代，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所以清朝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大清的江山并不是得之于大明，而是得之于“流贼”，因为明朝在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京时已经灭亡了。
可以说，从直接的效果看，明朝是在两股力量的交叉作用之下，被折腾而死的。如果没有关外的女真，明朝应该还能延续，或许还有机会解决内部问题。但我认为，即使没有内部的问题，要抵御女真和后来的清军入关，恐怕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明朝上上下下的官员和既得利益者认为明朝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如果清兵入关，反倒能够维护甚至扩大他们的利益，他们很有可能乐意迎接女真入关。
当然，历史不可以假设，如果内部没有李自成、张献忠的问题，也许明朝能够阻挡住清朝也说不定；而如果没有关外的女真，明朝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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