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潜流（二）

　　若以一句话形容大明朝在崇祯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的这段时光，“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甚为贴切。谁也没有料到，正当熊文灿在楚豫间“剿抚并用”之策貌似初见成效之时，塞外的清国会突然打上当头一棒。仿佛一个内疾稍有好转的病患突然间又遭受到沉重的外伤，步履瞒珊的大明朝喜悲相冲，晕晕沉沉中醺醺茫然。

　　去岁九月，清兵东西两翼军分别破边墙进犯。十月，清帝黄台吉亲临宁锦策应。战火登时弥散开来，关内外明清之间的全面战争正式打响。十一月，朝廷以内寇略平，诏洪承畴与孙传庭率陕地各路明军奔赴京师勤王，辽东祖大寿领部分辽东军来回驰援，卢象升加总督衔，督师天下援军。十二月，卢象升被围于巨鹿贾庄，战死报国，清兵长驱山东、河北等地。

　　本年正月，洪承畴受任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则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共扼清兵。但清兵续破济南，杀德王朱由枢等多名明宗室，京城震动。二月，因黄台吉在松山堡作战失利，兵锋已抵黄河边的清兵开始收缩，沿途杀掠无计。各地明军大部作壁上观，贻误追击，仅象征性地零星阻截几次，杯水车薪，最终坐视清兵复由边墙破口出塞撤离。

　　战后点计，清兵此次入塞，历时五月余，克山东济南府并二关、三州、五十五县，赢数十阵，俘获人畜近五十万，黄金近五千两，白银百万。与如此丰厚战利品相对应的是清兵极低的战损，八旗、三顺王各部林林总总加一起，死伤不超千人。若论最大的损失，或许可以算作在济南因感染天花病死的清兵右翼军统帅岳讬及其弟马瞻了。

　　惊魂过后、喘息方定，明廷一如既往，严肃问责。山东巡抚颜继祖与山东总兵倪宠都由于济南失陷，分别被罢免和逮捕。内官监军高起潜以坐视卢象升战死且怠战之罪，连降三级。首辅大学士刘宇亮因怯懦惧战，革职。孙传庭降官一级，后被杨嗣昌弹劾，被贬为庶民，囚禁天牢。杨嗣昌也自请罪责，但崇祯保他，最后仅夺秩了事。

　　这一系列的事都发生在赵当世东南之行中，赵当世后来才知，清兵攻势最盛时，已经触及徐州，安庐巡抚史可法都不得不引兵进驻徐州布防。那时在休宁家人推说“岳父病重难以相见”或许确有其事，但想来更多的是掩蔽军机要务的托词。

　　外事虽远，但赵当世向来高瞻远瞩，认真分析了提供上来的每一道军情、每一份邸报，为赵营后续行动未雨绸缪，他最关心的当然是此番清兵入塞对于楚豫等地局势的后续影响，其中最重者，莫过于军事部署。

　　早在启程去东南前，赵当世就已经得知洪承畴、孙传庭率陕地各部明军入京的事。现在看来，洪承畴、孙传庭一个镇辽东、一个下狱，近几年内都不太可能重新调回陕豫。尤其是洪承畴，经清国这么一闹，举国惶恐，辽东之成败已经被明廷视为国脉关键所在。遍观群臣，孙承宗、卢象升先后战死，更无一人能媲美他的资质与能力坐镇蓟辽。孙传庭尚有可能回陕西，洪承畴则绝不会轻动。

　　从赵营本身利益出发，洪承畴回不来是极大的利好。陕西三边总督虽有郑崇俭继

　　任，郑崇俭也的确有济南兵备副使御寇、巡抚宁夏败套贼等武功，但比起一刀一枪从陕西打上总督位的洪承畴无论是威望还是能力依旧远远不如。想要重现当初陕地各路兵马皆唯洪承畴马首是瞻的场面大不可能。缺乏洪承畴那样的统筹节制之才，陕西三边总督衙门的势力无疑一落千丈，曾经各部戮力同心的高效亦势必难存。更不必提代替孙传庭巡抚陕西、少有军事履历的丁启睿了。由此可见，陕地那些个骄兵悍将故态复萌、各行其是的景象指日可待。

　　赵当世想的很清楚，要维持赵营的蒸蒸日上，就必须保证赵营在陕豫楚数省地面的重要地位。朝廷调走洪承畴与孙传庭，等于主动给赵营搬掉了两座大山。

　　清军退去，三月间京师警报解除，陕地勤王部队一部分继续留守，一部分则回戍陕西。包括曹变蛟、白广恩、马科等在内的精兵强将都跟着洪承畴调往辽东，而柴时华、贺人龙、赵光远、张天礼等返还陕西的兵马相较之下，军队素质以及将领能力基本上差了一截，且个个都是有名了的骄横不法，难以制服。这点对赵营同样有利，陕地官军越是一盘散沙，就越是难以产生威胁。

　　赵当世与营中几名主要军将大致估算过，按照当前形势，只论陕西、河南、湖广三省官军，成规模的军事集团基本就是左家军、陕西三边总督衙门、总理衙门以及赵营四家。只要抓住机会，未始不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不过时至四月，却多了一个变数。

　　继陕地各路援军归乡之际，早前在中原协助剿寇的勇卫营也接踵而至。

　　勇卫营最早起自正德、嘉靖年间由宦官组成的忠勇营，属内府营系统。崇祯即位初，锐意修武备，着力改革诸京营，虽因各京营中就职的勋贵之后及宦官作祟，收效甚微，唯独对勇卫营的改制却可算作仅有的可取处。

　　崇祯初收龙骧左、龙骧右、武骧左、武骧右四卫禁旅统一为四卫营，京中内官，司礼监与御马监明争暗斗，四卫营本属御马监，但后来由内臣曹化淳提督，并在他手上将四卫营改称为“勇卫营”。自此曹化淳的司礼监一脉彻底控制了内廷所有武装，他本人也领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御马监印务，成为内廷第一人。

　　曹化淳往后，内臣刘元斌、卢九德分掌勇卫营，多次外派投入中原参与护陵剿寇或抵御外侮。崇祯九年，援助畿辅，抵抗清兵入塞。崇祯十年，守凤阳，荡寇于郑州、安庆等地。十一年，勤王救驾，战于吴桥。此类种种，屡立功勋，被崇祯倚为臂膀，并不断扩大规模。至今营中又细分四营，分别置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职，内中龙骧左营总兵孙应元、龙骧左营内游击周遇吉、龙骧右营副将刁明忠、武骧左营总兵宋纪、武骧右营总兵黄得功等皆有能战之名，流寇闻之皆畏。

　　勇卫营不同于别的京营，兵力强劲，纪律也较好，但因其本身隶京编，属于客军中的客军，赵当世倒也不担心他们会成为地方性武装，与赵营争雄长。何况刘元斌与卢九德都是阉人，更不能成事。所以，单论军事实力，勇卫营足以与左家军、陕西三边总督衙门、总理衙门以及赵

　　营并列，但本质无法对赵营造成严重的威胁。不过，至少在短期内，勇卫营的存在对整个楚豫局势的影响依然很大，不应忽视。

　　赵营、左家军、陕西三边总督衙门、总理衙门、勇卫营，此大五部加上陕、楚、豫、川四省巡抚衙门与各类独立的总兵、副将等，即为当前明廷赖为剿寇的全部军事力量。

　　反观流寇，形势则有些微妙。

　　所谓微妙，既在仓皇四窜的李自成与马守应，也在已经投顺朝廷的张献忠与罗汝才。

　　朝廷方面的主意，边剿边抚，剿李、马而抚张、罗，分化瓦解。看着很明确，然而执行起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

　　一不顺，李自成、马守应至今未能完全铲除。其中固然有边警告急的突发原因，但各镇怀有养寇玩寇之心，也是重要因素。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对于这样的巨寇，单纯“溃其众、杀其兵”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若不能将李自成与马守应斩而除根，纵可得一时风平浪尽，一旦局势有变，其众必然复将如野草般疯长起来。朝廷调集重兵，糜费巨额军饷，却始终捉不住李自成与马守应，即便熊文灿等在楚豫间的一连串动作有些效果，但朝廷的态度总体还是不满意的。

　　二不顺，张献忠、罗汝才不轨之心路人皆知。赵当世在回到枣阳后不久就收到了左良玉言“枣西将变”的密信，并深以为然。“枣西”之隐喻实则在于更往西的襄阳、谷城。那里若有变，还能有什么变，唯张献忠而已。此前，包括已被问罪的前湖广巡抚余应桂与现任郧阳巡抚戴东旻都恳切指出，张献忠与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建议熊文灿与朝廷趁张、罗立足未稳之际，突施袭击。但熊文灿认为这些人意在“夺功”，坚决抵制。朝廷当时也因边塞告急需调兵马勤王，并认为这种情况下仅凭熊文灿等剩余的兵力行此大举，无力善后，所以维持现状，不了了之。

　　可是此端一开，传到张献忠与罗汝才耳中，心中不安，熊文灿又贪索无度，于是自觉就抚的局面难以长久，便“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为日后计。近期更是大肆造仗练兵、立关于河、榷税为饷，反迹大露。

　　左良玉与张献忠有杀兄之仇，尤其关注他，在给赵当世写信前，其实已经先给熊文灿写了一封信，信上直言不讳：“贼利野战，不利守城。我众，贼散我合，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悔之无及。”可惜的是，熊文灿仍自禁谈此等事。左良玉便又给陈洪范写信，让他劝说熊文灿，但陈洪范也是个息事宁人的主儿，生怕激变多出祸端，顺和着熊文灿，派自己的亲信马廷实、徐启祚前往谷城西营调和抚慰。熊文灿同样请湖广巡按林铭球再度赴西营安抚张献忠。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但左良玉是坚决的主战派，对熊文灿与陈洪范的态度大为失望，这才联系了赵当世。

　　赵当世的想法与左良玉如出一辙，认定了张献忠、罗汝才必反。怀着这个看法，在将华清送回襄阳后，赵营上下立刻开始着手应对楚北潜流之上那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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