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1章 殖民地变联邦？（二）

　　    “主席，我不想再谈未来了。不是我不愿意为国家效力，而是我已经决定，这次战争结束后，我就要辞职。所以我不想让主席对我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吴有平说道。

　　    何锐只觉得心脏仿佛被一根细线勒了一下，有些生疼的感觉。看向吴有平，就见这位年近50岁的老战友头发花白，皱纹虽然不多，却完全掩饰不住疲态。从1915年到现在，吴有平已经工作了27年，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绝不是形容词，而是吴有平的生活描述。

　　    吴有平的生活是早期投奔革命事业的同志们的代表，每个月工作与学习时间以360小时起，400个小时是常态。在极端情况下，例如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战争期间，每个月工作48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这批同志们的常态。

　　    何锐也不例外，那时候每天睡觉时间不到6小时。以至于东北政府与日本战争结束后，何锐心情放松下去泡澡，差点因为在浴池内睡着而淹死在浅浅的浴池内。

　　    为了国家的建设，这一代人奉献了太多。何锐心中那股痛感刚消失，歉疚之情油然而生。这些同志就如同甘蔗在压榨设备中反复碾压，逼出他们所有精力。吴有平想退休的打算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何锐还是很不舍，叹道：“有平，你可以少承担点工作。”

　　    吴有平果断摇头，“要么干，要么不干。少干点算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时代的变化太残酷，让我们刚建设出来的一切转眼就要被迫放弃？”何锐试探着想劝说。

　　    吴有平再次摇头，“我与周树人先生谈起人生，他说但愿死后速朽。我当时还觉得这是文人的矫情。现在看，若是我们所建构的工具真的能很快因为无法跟上时代发展而被抛弃，才是我们的光荣。”

　　    何锐忍不住打断，“你所说的其他的我都赞同。但是周先生的确因为不懂工业，的确有些文人的矫情。”

　　    吴有平笑了笑，“这个不重要……不过感谢主席的赞美。就社会发展来说，我已经懒得考虑过去之我被现在之我所否定。但是我现在真的没精力继续干下去。至于主席所说的社会筛选的看法，我完全认同，但是想起来社会发展中公平与平等的对立，以及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不可兼得，我心里面挺难受。

　　    除非到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外，竟然完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我觉得或许只能等着李润石同志与其他同志研究的社会主义定价模式真的有了突破，才有可能解开这个问题。”

　　    何锐听到这种问题就很自然的陷入到思考之中，听吴有平讲起这方面的问题，忍不住摇头，“这是牵扯到国家定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国家到底是优势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工具。这就牵扯到对人类的定义。”

　　    吴有平见何锐目光明亮，心中也很是感慨，便劝道：“主席，我完全可以替代，但你没办法被替代。请主席保重身体，以后新的国务院总理还得在主席领导下工作，你可是得花很大力气与新的总理进行沟通。我以后就等着看大家的研究成果。”

　　    何锐被这话整的笑了一下，片刻后却有股酸意沿着鼻腔上涌，眼泪差点流出来。这两年，何锐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衰老，这种衰老并非是没有了心气，现在何锐还能维持之前的高强度工作，但身体的确不再如年轻时候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支撑繁重的工作。而且身体也不再因为完成一件繁重的工作而感到欢愉。

　　    这样的自己工作到死……真有点可怜。但何锐也知道，自己必须工作到死，这是时代的需求与必然。除了丘吉尔这个满脑子复兴维多利亚荣光的家伙起起落落之外，历史上在二战中崭露峥嵘的每一位政治家都是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斯大林、太祖、罗斯福。在看《光荣与梦想》之时，罗斯福死在第四任上的时候，美国报纸公布了讣告，讣告在那天的战死者名单的第一名，“富兰克林·罗斯福，阵亡地点，白宫”。

　　    作为战败一方的法西斯集团的首领中，墨索里尼与日本那帮废物因为太废，连死在岗位上的资格也没有。被认为法西斯集团真正领袖的小胡子希特勒，也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个时代，拥有能够控制国家机器的强势领导人，是国家的核心战斗力之一。倒不是说何锐没有在美好时代中退休，在山水间看着自己缔造的伟大国家蓬勃兴旺的梦想，而是何锐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没有其他选择。工作到死，就是何锐唯一正确的道路。

　　    既然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何锐收起情绪，转回工作上，“你对于李润石同志怎么看？”

　　    吴有平听到这个问题，只觉得身心愉快，“我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充满了期待的同志，心胸，抱负，工作能力都无可挑剔。李润石同志身体素质远超我等，有这样的同志是国家之幸。不过主席准备如何使用李润石同志。我认为总理的职务并不适合他。”

　　    何锐知道现阶段文明党核心层中基本都支持李润石，那些有疑虑的同志也不是反对李润石，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何锐与李润石的关系。正如吴有平所说，大家都认为李润石并不适合被领导的职务，在真正的领导岗位上，李润石能发挥出最大的能力。但中国真正的领导者只有一个，文明党核心层都不认为何锐要离开领导岗位。

　　    “我也这么看。未来一定会建立起世界政府，我的想法是，国内的工作交给李润石同志，我就在世界政府中承担工作。当然，如果李润石同志愿意在未来的世界政府中承担工作，我也非常乐于和他交换工作领域。”何锐讲述出自己的安排。中国不能搞苏联控制第三国际的落后的模式，既然建立起世界政府，世界政府决不能是中国的工具。中国只是世界政府中的一员，而不是世界政府的控制者。

　　    吴有平想了片刻后点头，“这很好。”

　　    说完，吴有平看着何锐身边。何锐也看过去，就见闺女何讷言的手放在书上，自己已经靠在何锐身边睡着了。就听吴有平笑道：“主席，我告辞了。”

　　    “嗯。”何锐把书本从女儿身边拿开，接着轻轻抱起女儿。何讷言在老爹的怀抱里没有醒过来，看来小小年纪的她这一路上很累。抱着闺女将吴有平送到门口，何锐说道：“有平工作得做，身体也得注意。”

　　    吴有平笑道：“呵呵，若是我身体真的撑不住，我就立刻给政治局打报告。我现在只是不可能有进步，身体也不行。战争结束后，让更年轻的同志顶上来，我才能安心。”

　　    何锐没有询问吴有平对总理继任者的看法。国家领导人的继承者是政治选择，可以进行讨论，并且在政治局内部进行沟通。但国务院总理是一个极为专业性的职务，有巨大的硬性标准。管理的理念，方法，经验，以及工作成绩，是谁能进入总理选拔的条件。个人判断在其中的影响力虽然大，却不是决定性的。何锐在此事上不能问吴有平，至少现阶段不行。

　　    当天晚上8点，接到通知的李润石到了人民路7号，国家主席官邸。何锐与李润石讨论过国际形势后，就问道：“润石同志，中国在第二次货币革命阶段，是有极大可能让绝大多数群众都通过第二次社会筛选。但是第三次社会筛选，非得有更先进的理论指导。因为我们也不能确定新的科技革命什么时候爆发。如果在第三次社会筛选前，或者这个自然过程中出现新的科技爆发，一切问题都不难。如果没有爆发，就必然出现平等与公平的巨大矛盾。”

　　    李润石听到何锐要与他讨论此事，不自觉的取出烟。何锐也一样，老烟枪们自己未必爱抽烟，但是进行脑力活动的时候不自觉的就需要尼古丁刺激血管。

　　    人类大脑的体积与重量在人体中比例很低，但是人类大脑消耗的能量占到人体的20%。在激烈的脑力活动中，消耗量更大。尼古丁虽然对身体有害，却能让在激烈脑力活动中承受巨大负担的身体感觉好一些。

　　    两人吞云吐雾间，李润石有些感慨的说道：“我从信奉共产主义后，一直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时候完全没想到竟然有可能对社会成本有如此高效深刻的评估可能，从而让国家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这让我很认同特色社会主义理念。”

　　    何锐连连点头。在何锐还有着二极管思维模式的少年时代，何锐对于“特色”非常不屑，认为应该有一种更深刻更接近真理的一种理想的境界。等后来学习理解的知识与理论多了，何锐才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被道德和私德影响判断的话，那些被公之于众的理论并不是基于恶意的谎言。

　　    苏联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在同样的资源供应下，苏联的轻工业就是赢不了亚热带地区。上缅甸的湿热环境下，搞重工业的成本天然就比苏联高得多。所以苏联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上缅甸有上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最适合自己的独特模式。只要是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去思考，这是一种必然。

　　    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所有自然环境的唯一模式，本就是不唯物主义的看法。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真理，那就等着人类超越了现阶段只存在于设想中的三维世界理念，进入更高层面的世界认知再说。

　　    如果人类发展真的能进入那样的新时代，那时候的“人类”与现在的人类大概也不能算是同一种生物。

　　    何锐知道自己肯定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讨论内容很自然的局限在当下的人类社会上。

　　    李润石则继续说道：“只要知识在不断普及，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群众对于特权的反对就会越来明晰，越来越强烈。欧美民众反抗资本家的时间可比我们更久。但是随着特权被极大遏制，公平与平等的矛盾就变成了最大问题。生产力没有发展到某个程度，国家就没有负担解决公平与平等矛盾问题所需的成本。我认为还是应该优先解决平等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大多数群众只怕无法经过第三次筛选。”

　　    何锐知道李润石肯定支持平等，而不是公平，就问道：“越公平，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公平。这种思辨自古有之。我在意的是，人民的接受度，以及人民有多大比例能够自觉的通过改造自己来解决这个发展的矛盾。”

　　    “主席好像很悲观？”李润石提出问题的时候神色波澜不惊。

　　    见李润石的态度如此坚定，何锐摆摆手，“我不悲观，我只是认为人类的肉体其实是抗拒这样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为了阐述问题，就倾向于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从具体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才是人类的常态。现阶段人类的肉体并不遗传理性，理性或者说是正确的思想，是靠后天的学习、实践、思考得来。我现在优先考虑的是解决问题的成本从哪里来。即便有了支付成本的资源，也得考虑效率够不够高，能否让效率最大化。”

　　    李润石并不反对何锐的看法。在极大遏制特权存在的环境下，人类完全靠平等竞争，自然会出现胜利者与失败者。而胜利者获得了胜利带来的报偿，并且通过正确实践积累起了经验后，就会更强，更容易赢得下一次胜利。

　　    从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实来分析，每一个人擅长的领域并不相同。由于资源不足，导致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只针对个人的最优培训，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上，因为个人特点以及其每一个人都独特的人生经历，就会出现绝对的公平必然带来绝对的不平等。

　　    譬如，收入间的巨大差距，只是这种公平带来的不平等的一个表现而已。

　　    反之，在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追求绝对的平等，那就必然要让通过个人能力创造出更多财富的人付出更多。还可能要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进行限制，甚至是打击。所以绝对的平等必然创造出绝对的不公平。

　　    国家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根据不同经济情况，在不同时期调整政策，在公平与平等之间进行不断取舍，以维持当前局面下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会发展到每一个人都将得到针对个人发展的充足资源。在之前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这种事实上含糊不清的说法因为足够遥远，所以也没办法挑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社会资源充足的时代真的来临，就存在一个悖论。人为什么要与社会产生主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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