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2章 新秩序（四）
克里姆林宫内灯火通明，参加宴会的苏共高层各个容光焕发，他们互相碰杯，表达对何锐去世的哀悼与惋惜，但是发自内心的笑容足以证明他们此时的欢喜。
极少有事情能让苏共高层达成真正的一致，何锐的死让苏共内部罕见的达成了情绪上的契合。何锐政府并没有敌视苏联，但是何锐政府的确让苏共高层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斯大林搞不太清楚自己是兔死狐悲，或者只是更单纯的感叹人生无常。总之，他没办法融入到那些欢乐的苏共高层中去。好在苏共高层对斯大林很敬畏，见总书记情绪不高，没人敢过来触霉头。斯大林也得以在热闹的会场中思考着接下来的事情。
何锐对国际局势有着令斯大林忌惮的洞悉能力，虽然何锐并不利用其洞悉能力搞阴谋诡计，却也让苏联不知不觉中总是会选择何锐计划好的方向。
斯大林并不认为何锐的继任者拥有同样的实力。至少，斯大林刚听到何锐死讯的时候，期待何锐的继任者李润石并不拥有比肩何锐的战略判断能力。不过李润石如果比何锐差劲，苏联就必须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进行沟通，获得中国理解与接受苏联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与地缘政治构建。
莫洛托夫此时从主会场外进来。他方才招待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因为主会场内的气氛，招待在旁边的小会议室内进行。表达了对何锐去世的哀悼后，莫洛托夫又表达了想派遣特使前去中国吊唁何锐的愿望，以及期待新中国国家主席李润石在合适的时间出访苏联的意愿。
结束了这次外交会面后，莫洛托夫赶紧过来向斯大林报告这次会面的结果。莫洛托夫并不好酒，斯大林也没心思喝两杯，两人就端着果汁到另一个小会议室内谈了起来。
中国驻苏联大使接受了苏联派遣特使到中国吊唁的请求，这让斯大林确定李润石暂时没有降低中苏关系的打算。斯大林就告诉莫洛托夫，“让基洛夫同志去中国一趟。”
莫洛托夫当即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决定。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基洛夫作为大家普遍认为的斯大林的接班人，非常适合代表苏共以及苏联政府前去吊唁。
这就是文化的不同。如果是苏联看中国的话，何锐的副手到苏联来，就不会被认为具备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莫洛托夫已经基本能够确定，斯大林到现在为止就没有考虑过接班人的事情。基洛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却不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当然，这种判断只能自己想想。莫洛托夫并不敢说出去，连暗示都不敢。
除了派遣代表之外，莫洛托夫还建议派遣有分量的外交人员出访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拥有波罗的海三国，芬兰，波兰，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直接接壤。法国同样与德国接壤，法俄很容易就调整了矛盾，形成了夹击德国的盟国。
现在苏联收复了波罗的海三国，又将波兰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对付德国方面可以重新与法国合作。通过合作，苏联也可以提高对法国的影响。莫洛托夫认为法国顶多捏着鼻子接受损失全部殖民地，却不能接受中国控制法国。在欧洲各国对抗中国控制的过程中，苏联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斯大林认同了莫洛托夫的建议。这并非是因为何锐去世导致斯大林小看起中国，苏联依旧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所以不希望欧洲被外来势力控制。之前苏联与德国媾和，其中也有这部分考虑。
等宴会结束后，基洛夫委员接到了命令。对于前去中国吊唁的任务，基洛夫立刻答应下来。并且在第二天带领团队坐上莫斯科到中国北方哈尔滨的航班向中国出发。
这款型号为C919的飞机是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民航客机，基洛夫已经很习惯乘坐飞机出行，依旧被喷气式飞机强烈的推背感所震撼到。得知C919能在稳定平飞中维持840公里的速度，基洛夫更是感叹喷气式飞机的快捷。
在飞机上渡过14个小时相当熬人。但只用了14个小时就从莫斯科抵达中国首都，基洛夫感觉这趟疲惫的旅程很值得。
李润石政府并没有特别优待基洛夫，虽然也安排了基洛夫与李润石的会面，时间却只有10分钟。
基洛夫觉得理解了中国这么做的原因，除了苏联让中国失望之外，李润石还非常忙。前来参加吊唁的除了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二十几个国家，非洲虽然还没完全划界，已经划界的几个国家都派了代表，或者该国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前来中国。李润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与几十位领导人会面，给基洛夫留下10分钟，已经算是相当重视。
礼貌性的对话大概需要1分钟，基洛夫带了斯大林要他交流的几个问题。除此之外，基洛夫自己也想与李润石交流一下。
不少苏共高层是真的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政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洛夫原本觉得这个判断有道理，现在却不这么认为了。
按照列宁提出的政治理念进行推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用担心工业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化国家社会制度革命的学说，资本主义的天然制度问题会极大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
一旦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理论上就不该出现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分配，或者按照何锐的看法，是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可兼得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也是现在全球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更没有资格自诩为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肯定不会让基洛夫询问这个问题，但基洛夫对此非常有兴趣。
中苏双方的会面安排在午饭前，基洛夫觉得这个时间很不错。虽然国宴是邀请所有前来中国吊唁的国家代表们一起吃饭，但基洛夫肯定能得到超出10分钟的时间。哪怕是一分钟，对于高级别的对谈都是很宝贵的。
就如私下彩排的那样，基洛夫的礼节性问候花了一分钟。斯大林的几个问题都是围绕中苏在欧洲势力范围的界定，以及是否在摧毁纳粹德国的作战中互相配合，不要引发误会。李润石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
眼看还剩下一分钟，基洛夫问道：“我听说中国最新的城市建设是以私人汽车为中国民众主要交通工具为标准而进行的设计。不知人人都能开上私人汽车在中国开来，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哪个阶段？”
李润石并没有预想到基洛夫居然问出这个问题，更没想到基洛夫的切入点竟然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标准设定上。一时间，李润石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以家家户户至少有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标准设定是何锐生前提出来的。在李润石看来，这个标准其实有点过于超前。不仅李润石这么看，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以何锐的威望，这么离谱的标准依旧得到了通过。因为何锐用30年时间跨越了欧美150年的发展进程，这个成就在事后看其实更加离谱。
李润石虽然还不至于立刻推翻何锐设下的标准，但李润石却觉得如果真的执行不下去，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标准，以实现更普遍的公平。
基洛夫的询问给李润石相当大的冲击，他的确没想到基洛夫居然这么重视何锐设定的标准。很快，李润石想到斯大林说过“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生活。”
10年前，不少党内领导干部还觉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准。
在1945年的当下，即便中国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投放能力已经将数百万军队投放到北美，并且武装了数百万世界人民解放军，在欧洲作战。而中国国内大城市的基础建设标准已经是楼房带电梯，楼下挖了地下停车场。城市内有地铁，地下隧道，高架桥。如果假设每一家都有汽车的话，非得有这样的花费巨大的基础建设才能满足汽车的行驶与停放。
何锐生前说过，如果是基础建设不够，以后的道路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以前李润石没见过一座城市内有几十万辆私家车的世界，最近一年他终于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立刻发现何锐所说的果然是真的。民众为了上下车方便，是真的将汽车停在道路边。
有了汽车代步，居然忍受不了那么几步路。这种“惰性”曾经让李润石感到非常失望。直到出行都让司机负责开车与停车的李润石学了开车，亲自驾车上下班后，他才切实的发现“惰性”远比他所想的要顽固的多。当每天都要从停车场步行十几分钟到办公楼，再从办公楼步行十几分钟到停车场。坚持一个多月后，李润石自己也有些扛不住了。
当汽车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炫耀财富的工具。李润石最初没办法立刻理解基洛夫的问题。
所以花了十几秒考虑以及在心里组织语言，李润石才答道：“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是为了减少出行的负担。如果基洛夫委员所说的是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那就不是标准，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得从中国从1927年后通过分期贷款普及自行车使用范围开始谈。”
基洛夫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兴趣，他跟进了问题，“如果中国不是用标准的方式推进生产力，那么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社会发展纲要是用什么模式制定？”
李润石听到这里，倒是对基洛夫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兴趣。苏联的经济模式倒是真的有“计划”，从工资标准到社会福利，苏联认真的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尤其是在得到了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之后，苏联在制定标准方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计算，看上去更科学了一些。
不过李润石用“不知所云”的四字对于苏联经济建设思路做了评价。倒不是李润石搞不懂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而是李润石觉得以他这样激进的思路，都觉得苏联的模式过于僵化与激进。
基洛夫是苏共高层中少数敢直接询问关键问题的人，李润石就用简单明快的话语向基洛夫解释了何锐时代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中国经济是力求建设全新的工业化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国家提供保障，国家通过大力提升人民的学习能力，以及推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让民间资本能够投入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从而在各个细分领域出现各种竞争环境。这样的整体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洛夫见自己的问题果然打动了李润石，便继续问起他非常在意的问题，“中国在实现全产业链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生的各种问题？”
李润石从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见到基洛夫对中国经济模式真的有兴趣，并且认真研究过，他笑道：“呵呵，确保竞争，逐步消除垄断与特权。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财富的分配与继承问题。至于违法犯罪的事情，自然是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在宣传领域，不断宣传，用批判的武器揭露违法犯罪以及特权垄断对社会的负面作用。”
基洛夫仔细研究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读过不少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产业发展报告。李润石的回答在基洛夫看来只能证明李润石的确了解何锐主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却不代表李润石就真的继承了何锐的经济发展思路。
就如基洛夫或许被认为是斯大林现在拥有的总书记地位，但是基洛夫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会完全按照斯大林现在的经济建设思路去做一样。
时间已经超过了10分钟，基洛夫却已经不再注意这点，他继续问道：“资本主义国家也宣称自己在搞自由竞争，尤其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垄断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中的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自由竞争之间区别在哪里？”
李润石思考了片刻才答道：“中国非常大的经济活动单位都采用资本运营模式，既然是资本运营，中国就不可能与欧美在自由竞争方面有本质区别。不过中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人口众多。而且已经加入中国建设的世界经济体系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这就导致了参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单位数量是欧美的几十倍之多。
量变导致质变。只要中国在政策上维持自由竞争，而不是主张垄断。如此巨大的经济单位就必然会维持自由竞争。”
基洛夫完全没想到李润石会这么解释，一时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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