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
访谈的最后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正好是老人家以前供职的单位的解密日。她女儿告诉我,她母亲这些人在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统一保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设定的保密时限过了,方可归还本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日子:解密日。每到这一天,她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她母亲的解密件。这天上午她照例去了,并且帮母亲领回来一点东西。
东西由一块蓝色丝绒布包着,看上去有点分量。因为已经解密,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来看,是一只相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相框上的人男性,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
老人家一看相框,自语道:“看来他已经走了。”
女儿对她点点头。
老人说:“他比我还小十一岁呢。”
女儿说:“他是生病走的。”
老人摇摇头:“反正是走了。这下好了,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颤巍巍地起身,要上楼去。
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我说没完,还有几个小问题。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道:
“已经完了,我说的已经够多的啦,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故事结束了,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走吧,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去的。”
她刻意地不跟我道再见,只对我说一路走好。我想,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算是她的职业病吧。
二
我的职业注定我有些游手好闲,喜欢游山玩水。我在浙江沿海长大,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小时候,只要夜空中出现什么异常的灯火,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是台湾飞机在空降特务。所以中国那么多省市,台湾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外省,比北京、上海都还先知道。那时我总把台湾想得很近,感觉就在山岭的那一边,长大了一定可以去看看。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是离世界很近,离台湾很远,你可以轻松去美国、阿根廷、冰岛、澳大利亚……却不一定去得了台湾,虽然它是我国的一个省。这么难来的地方,来了当然要好好游玩一下。我订了一个五日游计划:台北、高雄、新竹、桃园、阿里山、绿岛……
然而,每到一个地方,最美的景色都驱散不了老太太的音容,才玩两天下来,我笔记本上已经记下五大问题和一些小问题。五大问题分别是:
一、老鳖是怎么将情报成功送交组织的?当时他已被敌人全天候监视,而且整个事情的发端就因为那天晚上他传情报给老汉时被敌人截获,那么此次传递又凭何保证不被敌人截获?
二、老人家几次说到,她发现李宁玉在用她的笔迹传情报后非常恨她,后来决定不告她并帮她把三只药壳子放回原地,是因为她怕李宁玉反咬她。可最后李宁玉死了,其实已经不可能反咬她,她又为何还要帮她?
三、事后肥原把软禁在裘庄的人,包括张司令和部分工作人员都带走了,去了哪里?那些人后来均下落不明,是怎么回事?是生是死?
四、肥原到底是被什么人杀的?
五、老人家对潘老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以前有什么过节?
这些问题像毒瘾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无心观光,一心想去见老人家。几经联系均遭拒绝依然不死心,心存侥幸和野心。到第四天,绝望之余,我索性搭乘出租车私自闯去,可谓毒瘾发作,情理顿失,无法无天。
老人家正在花园里纳凉午休,看到我不期而至,过度的惊诧反而使她没有足够的心智对我采取有效的打击——驱逐。她显得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摇头叹息,喃喃自语地责怪,看上去更像是在求助。
我没有道歉,因为我知道道歉只会唤醒她的心智,对我不利。我略施小技,先声夺人。
“我不请自来,是因为我觉得您有些说法经不起推敲。”
“怎么可能?”这一招果然灵,老人家出招就是辩解,“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要的就是她辩解——良好的开端预示我将不虚此行。
果然,老人家对我提的问题很重视,几乎大大小小都作了认真回答。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她对潘老的情绪问题,她显得颇不耐烦,只丢给我一句话:
“你别提他,提起他我就心烦!”
我感觉两人以前一定有过什么过节,但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事会让一个耄耋老人依然如此不能释怀?我人到中年,已经越来越相信一个哲学家的话:时间会销蚀世间所有人为的颜色,包括最深刻、最经典的爱恨情仇。也许我借哲学家的话可以扰乱她的阵脚,引发她一吐为快。然而我实在不忍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有些东西捅破了也许还没有封存的好。
三
当然,有些东西是必须捅破的,比如问题一和二。
对问题一,老人这样说:“你对地下工作太不了解,在那种情况下,李宁玉明知老汉(二太太)被捕的情况下,她一定会怀疑老鳖已被盯梢。这是任何人都会警惕的,何况李宁玉,她的脑袋装着别人十倍的警惕。所以,他也一定会在药壳子里提醒老鳖,要小心背后有人,老鳖自然也会加倍小心。”
老人告诉我,虽然他不是当事者,但后来她曾去牢房见过老鳖,多少了解一些情况。
老人说:“那天晚上肥原没有抓到老K等人,断定他身边还有神龙不见首的老鬼同党,主要是怀疑张司令。于是,他回来即把老鳖抓捕归案,连夜审问,想从他嘴里知道到底谁是老鬼的同伙。”
但老鳖宁死不说——其实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并不知道是谁丢给他药壳子的,所以肥原应该至死也不知底细。后来肥原回了南京,老鳖被一直关押在牢房里。有一天顾小梦偷偷去看他,那时老鳖的有生之日已经不多。正是那次见面,她从老鳖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包括他是如何把情报传出去的。
“老鳖告诉我,遇到突然丢给他的药壳子,他必须马上看,了解情报内容,然后根据情报的紧急程度作出相应处理,最紧急的处理方式是去邮局直接给组织上打电话。”老人家解释道,“这当然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万一让敌人掌握他组织上的这部电话,整个组织都可能被捣毁。但有时候该冒的险还是要冒,没办法的,干我们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冒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老鳖说他后来就是通过打电话通报组织的,因为太急了,其他方法都不行,只有铤而走险。他这一冒险反而好了,因为敌人不可能贴身跟着他,总是有一定距离,即使看到他在打电话,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情报就这样传出去,李宁玉算是没有白死。”
紧接着我抛出问题二。老人一听,神情一下变了,变得激动,伤感,感慨万千。后来说着说着竟然忍不住呜咽起来,令我非常愧疚。一个耄耋老人的呜咽啊,天若有情天亦愧……擦了一把热毛巾,喝过一口温水后,老人才平静下来,对我再度回忆起那天晚上发生在厕所里的事情。
老人说,那天晚上李宁玉是跪在地上把三只药壳子交给她的,而且一跪不起。
“她要求我对她发誓,一定要帮她把东西传给老鳖,否则就是不肯起身。”老人家连连摇着头,仿佛又亲历现场,看到李宁玉跪在她面前,“我拉她起来一次,她又跪下一次,反复了好多次。我本来确实不想对她发誓的,凭什么嘛,你求我办事还要我发誓,哪有这道理的?可她就是那么决绝,跪了又跪,最后膝盖都跪破了,血淋淋的。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答应她,对她发了誓。你说她为什么非要这样,这么绝?这么求我?因为她知道,这种情况下,明天她死了,对我已不构成威胁,我完全可能食言,不帮她。我不帮她(把情报传出去),她就白死了。只有通过感化我,博得我同情,才能得到我的帮助。说句老实话,我后来确实犹豫过帮不帮她,毕竟这也是有风险的。但每当犹豫时我总是想起她对我长跪不起的样子,脸上泪流满面、裤脚上血淋淋的样子。可怜哪!可叹哪!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是在一念之间促成的,我最后能够战胜对她的恨和恐惧,同情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是同情,不是觉悟,没有刻意拔高自己。
老人家接着说:“除了同情,还有一种职业上的敬重。你想,那种情况下,里面没有人出得去,外面没有人接应,身边一堆人盯着你,你怎么把情报传出去?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任何办法都行不通。可她硬是想出一个办法,劈天劈地的一个办法啊!这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是有一种说法嘛,成人之美,我最后帮她也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心理,觉得她做的这件事实在太高明,有惊世骇俗的迷人之美,我被打动了,迷住了,我要成全她。百步之行,她已经走了九十九步,如果我帮她走完最后一步,这世上就多了一个传奇。我们常说同行相轻,其实当你真正出色到极限时,最欣赏、最敬重你的恰恰是同行。我就是这样的,被李宁玉迷住了,我要成全她。”
听到这里,我突然有种想拥抱老人的冲动。
确实,她是这么坦承,这么大度,这么客观,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信服。相比之下,潘老和其他几位受访者,我在采访中多多少少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缝隙:有些是担忧,有些是虚荣,有些是功利,有些是自私。这些我都能理解,毕竟人总是趋利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的本能和天性。只是在顾老罕见的赤诚的照耀下,他们显得平凡而已。
对问题三,老人告诉我,事后肥原确实把她和那些人都带走了,因为他到最后也不知谁是老鬼的同伙,只好把人都带走,弄去上海审问。到上海后她和那些人分开了,她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后来只有王田香和她被送回部队,另外那些人的下落谁都不知道。
“估计都不会有好下场。”老人家说,“即使不是死,也是生不如死。”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人杀了肥原?对此,老人家一点也不谦虚,海着嗓门说:“是我,是我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并把杀人的时间、地点、人员、方式、有关情节、细节,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足见绝非虚构。
总的说,她是花了四根金条从黑社会雇了两个职业杀手把肥原干掉的,按照要求,杀手把肥原碎成三段,抛尸街头。我问她为什么要私自花重金去杀他,而且如此残暴,对死尸都不留情。老人家久久盯着我,末了,闪烁其词地告诫我:“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忘掉一些事情,你去追问它是不道德的!”
有诸多细节让我明显感觉到,老人家接受我采访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希望我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她又并不希望人们去关注它。换句话说,她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这段历史被永远封存,不要面世,现在说它是不得已为之——因为有人想篡改它,包括我。与其让人歪说戏言,不如自己站出来打开封口,给历史一个真相。我想这大概就是老人家的真实心态。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这段历史的解释权非她莫属,希望我不要听信谗言,要相信她说的。临别之际,她又对我这样强调说:
“年轻人,我已经是要死的人啦,八十六岁啦,半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啦。难道我大老远把你喊来是为了对你撒谎,要个什么虚名?嘿,我要名干什么?我已经过了争名夺利的年纪啦。我要的是一个事实。你们大陆不是最讲实事求是嘛,大报小报都在讲这个,我就是要这个,实事求是,提示真相。如果我今天不把你喊来,不对你说这些,哪天我死了,事实被你篡改了,你就是在欺骗世人。”
我相信她说的,只是有点纳闷。在我看来,这段历史对老人家并无任何瑕疵,甚至是那么光彩夺目,她为何要力求不言?此刻,说真的,我已经从王田香的后人那里了解到个中隐情,但我决定不公开。我要替老人家保守秘密,无怨无悔。我可以想象,老人家之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一定是想带走她的秘密,让那个不便示人的秘密烂在腹中,永不受人侵扰。现在她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让我们为她沉默一次吧。不要因此有什么遗憾,事实上这个世界沉默的事远远比公开的多。
2007-6-5 一稿
2007-7-1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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