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有谁熟悉莫雷尔父子公司的内部情况，而又在几年前离开马赛，如今回来就会发现，这家公司今非昔比了。

从前，这家公司生意兴隆，一派轻松愉快、热火朝天的景象：窗户里尽是一张张快活的面孔，走廊上尽是耳朵后夹着羽毛管笔，来回忙碌的职员，院子里尽是堆积的货包、欢叫说笑的搬运工。如今，剩下的只是一种忧郁沉闷的气氛。在那冷落的长廊和空荡荡的办公厅里，以前总是挤满了无数的职员，现在却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年约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名叫埃马纽埃尔·雷蒙，他爱上了莫雷尔先生的女儿，但是他的朋友们都竭力劝他辞职离开这里，可他还是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是年老的出纳，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所以大家都叫他独眼科克莱斯古罗马的一位英雄，战斗中伤了一只眼睛。，他的真名已经完全被这个绰号代替了，以致谁要是用真名喊他，他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

科克莱斯留下来继续给莫雷尔先生工作，这个老实厚道的人的地位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一方面他被提升为出纳员，而同时却又降为一个仆役。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变化：善良，忠诚，不怕麻烦，但在数字问题上却绝不屈服，在这一点上，他会坚决地站起来和全世界抗争，甚至和莫雷尔先生抗争；他还擅长于九九乘法表，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不论设什么诡计圈套去考问他，总也难不倒他。就是在公司笼罩在一片悲观气氛之际，也只有他无动于衷。然而，请不要误解，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并非由于缺乏感情，而恰恰相反，是基于不可动摇的信念。据说一艘命中注定要在海洋里沉没的船，船上的老鼠会预先溜走的，临到那艘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都逃得精光的，也正是像这样，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这样的职员一个个地离开了办公室和货仓。他们在科克莱斯的注视下，一个个离开了，对于离开的原因，他连问也不问。我们已经说过，一切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他在莫雷尔公司已有二十个年头，他总是看到公司如期付款，从不发生差错，他不能想象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中止执行，款项会拖宕付兑，就像一个用长流不息的河水做动力的磨坊的主人不能想象河水某天会停止流淌一样。

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可以动摇科克莱斯的信仰。上个月的款子是如期付清了的。科克莱斯查出了一笔有损于莫雷尔十四个苏的错账，当天晚上，他把那十四个铜板交给了莫雷尔先生，后者苦笑了一下，把钱扔进了一只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里，说：“谢谢，科克莱斯，您是出纳人员中的明珠啊！”

科克莱斯回去以后十分快乐，因为莫雷尔先生本身就是马赛忠厚者中的明珠，他这样夸奖他，比送给他一份五十埃居的礼还要使他高兴。但自从月底以来，莫雷尔先生曾度过了许多焦虑的日子。为了应付月底的付款，他曾倾尽了他所有的财源。他生怕自己的窘况会在马赛传扬开去，所以到博凯尔的集市，把他妻子和女儿的珠宝卖了，还卖了他的一部分金银器皿。这样，公司的名誉才能依旧维持着。但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

由于社会上所传的那些消息，已借不到款了。要偿付德·博维尔先生这个月十五日到期的十万法郎和下个月十五日到期的十万法郎，莫雷尔先生除了等待法老号回来，实在没有别的希望了。他知道法老号已起航了，那是他从一艘和它同时起锚的帆船上听来的，而那艘船却早已到港了。那艘船像法老号一样，也是从加尔各答开来的，但它早在两星期前就到达了，而法老号却至今杳无音讯。

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那位高级职员在见过德·博维尔先生的第二天去拜访莫雷尔先生的时候，这几天的情况便是如此。

接待他的是埃马纽埃尔。这个青年人，每当看到来人是个新面孔就要吃惊，因为每张新面孔都意味着一个新债主。因为担心老板承受这次会见的痛苦，他就问来客有何贵干。这位陌生人说，他同他没什么可说的，他的事需和莫雷尔先生亲自面谈。埃马纽埃尔叹了一口气，就把科克莱斯叫了来。科克莱斯来了，以后，青年吩咐把来客带到莫雷尔先生的房间里去。科克莱斯走在前面，来客跟在他的后面。在楼梯上，他们遇见了一位十六七岁的美丽的姑娘，她目光焦虑地望着眼前这位陌生人。

“莫雷尔先生在办公室里吗，尤莉小姐？”出纳员问。

“是的，我想在吧，至少，”年轻姑娘犹豫不决地说。“您可以去看看，科克莱斯，要是我父亲在那儿，就给这位先生通报一声。”

“不用通报我的名字，小姐，”英国人答道，“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只需说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首席代表求见就行了，那家银行和您父亲是有生意来往的。”

青年姑娘的脸色苍白起来，她继续下楼，而陌生客人和科克莱斯则继续上楼去了。她走进了埃马纽埃尔所在的那间办公室，而科克莱斯则用他身上所带的一把钥匙打开了第二重楼梯拐角上的一扇门，引导那陌生客人到了一间会客室里，又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去后即把门关上了，让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首席代表独自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回身出来，请他进去。

英国人走了进去；他看见莫雷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对着那一摞摞堆得高高的、记载着他的负债情况的账簿，脸色惨白。

莫雷尔先生看见陌生人，合拢账本，站起来，推过去一把椅子；他等陌生人坐定后，也随之坐了下来。

十四年过去了，这位可敬的商人已今非昔比，在本故事开始时他才三十六岁，现在已快到五十了；他的头发变白了，额上因忧虑过度，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的目光以往是那么坚定，那么沉稳，现在也变得茫然而游移了，而且似乎总很害怕把这目光凝定在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人身上。英国人带着好奇中明显掺着关切的神情注视着他。

“先生，”莫雷尔说道，英国人那专注的目光使他更加感到不自在了，“您想和我谈话吗？”

“是的，先生，您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吧？”

“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我的出纳员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说得不错。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本月得在法国付出三四十万法郎的款子，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期票都收买了过来，叫我负责来按期收款，以便动用。”莫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满挂着汗珠的前额。

“哦，那么，先生，”莫雷尔说，“您手上有我的期票了？”

“是的，而且数目相当大。”

“多大的数目？”莫雷尔用一种竭力镇定的声音问道。

“在这儿，”英国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叠纸，说道，“德·博维尔先生开给我们银行的一张二十万法郎的转让证明，那本来是他的钱。您当然清楚您是欠他这笔款子的吧？”

“是的，他那笔钱是以四厘半的利息放在我的手里的，差不多有五年了。”

“您该在什么时候偿还呢？”

“一半在本月十五日，一半在下个月十五日。”

“不错，这儿还有三万二千五百法郎是最近付款的。这上面都有您的签字，都是持票人转让给我们银行的。”

“我认得的，”莫雷尔先生说着，他的脸涨得通红，像是想到他将在一生中第一次保不住他自己签字的尊严似的。“都在这儿了吗？”

“不，本月底还有这些期票，是巴斯卡商行和马赛威都商行转让给我们银行的，一共大约是五万五千法郎，这样，总数是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在这些钱累计的时候，莫雷尔所感到的痛苦简直难以用言词来形容。“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先生，”英国人答道。他沉吟一下，接着说道，“不瞒您说，莫雷尔先生，一方面考虑到迄今您一直严守信用，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马赛的传闻，说您现在无力偿付。”

这种开诚布公的话近乎粗暴，莫雷尔听了，脸色惨白得可怕。

“先生，”他说，“迄今为止，说起来，我从先父手中接过这个公司已经有二十四年了，而先父也经营了三十五年。迄今为止，凡是有莫雷尔父子公司签名的任何票据，拿到柜台没有一份不兑现的。”

“是啊，这种情况我了解，”英国人答道，“不过，咱们君子对君子，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先生，这些票据，您能同样按期付款吗？”

莫雷尔战栗了一下，注视着用这种先前还不曾有过的斩钉截铁的语气对他说话的人。

“既然您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也得坦率地答复您。是的，先生，倘若像我希望的那样，我的船能顺利返航，我可以支付，因为船一回来，便能恢复我的信誉，在这以前我因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信誉已岌岌可危；然而，倘若事有不幸，我最后依赖的财源法老号出了事……”

那可怜的人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嗯，”对方说，“假如这最后一个来源也靠不住了呢？”

“唉，”莫雷尔答道，“实在难以启齿……好，既然连遭不幸，我已经习惯了，还应当习惯蒙受耻辱；万一指望不上，我想我就不得不中止付款。”

“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没有朋友相助吗？”

莫雷尔凄然地苦笑了一下。“先生，您也清楚，”他说，“在生意上，只有客户，没有朋友。”

“不错，”英国人喃喃地说，“那么您只有一个希望了？”

“只有一个了。”

“最后的了？”

“那么要是这一个也耽误……”

“我就毁了，整个地毁了！”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有一艘船正在进港。”

“我知道，先生，是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的。他忠心耿耿，在我倒霉的时候也不离开我，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这楼顶的平台上守望，以便头一个来向我报喜讯。”

“那不是您的船吗？”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的船，是吉伦特号。它也是从印度来的，但却不是我的。”

“或许它曾和法老号通过话，给您带来了消息呢？”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一件事，先生，我怕得到我那条三桅货船的任何消息。不确定倒还使人抱有希望。”于是，莫雷尔又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这次的逾期不归是说不通的。法老号在二月四日就离开了加尔各答，它应该在一个月以前就到这儿的。”

“那是什么？”英国人问道，“这一片闹声是什么意思？”

“噢，上帝啊！”莫雷尔喊道，脸色立刻苍白，“这是怎么回事？”

果然，从楼道里传来喧闹声响，只听人来人往，甚至还有人痛苦地叫了一声。

莫雷尔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他的气力支持不住，他倒在了一张椅子里。

两个人面面相觑，莫雷尔全身发抖，陌生人注视着他，脸上流露出深切的同情。闹声止了，莫雷尔好像还有所等待：这阵闹声肯定有原因。那陌生人仿佛听到有人悄悄上楼，那是几个人的脚步声，而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一把钥匙插进头一道门的锁眼，又听见吱嘎开门的声音。

“只有两个人有那扇门的钥匙，”莫雷尔喃喃地说道，“科克莱斯和尤莉。”

这时，第二道门开了，门口出现了那泪痕满面的年轻姑娘。

莫雷尔用手撑着椅背，颤巍巍地站起来。他本来想说话，但却说不出来。

“噢，父亲！”她绞着双手说，“原谅您的孩子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莫雷尔的脸色又一次变白了。尤莉扑入他的怀里。

“噢，噢，父亲！”她说，“您可要挺住啊！”

“这么说，法老号沉没了？”莫雷尔问她，声音嘶哑。那年轻姑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依旧靠在她父亲的胸前。

“船员呢？”莫雷尔问。

“救起来了，”姑娘说道，“是刚才进港的那条船的船员救起来的。”

莫雷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和崇高的感激的表情举手向天。“谢谢，我的上帝，”他说，“至少您只打击了我一个人！”

那英国人虽然平时极不易动感情，这时却也两眼湿润了。

“进来，进来吧！”莫雷尔说，“我料到你们都在门口。”

果然，他刚刚说出这句话，莫雷尔夫人就啜泣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埃马纽埃尔；在前厅的里端，站着七八个脸容粗犷、半身裸露的水手。英国人看见这些人，打了个哆嗦；他迈出一步似乎要向他们走去，但是他随即站定隐蔽到书房里最不起眼最暗的一角去了。

莫雷尔夫人走过去，坐到椅子上，双手握住丈夫的一只手，而尤莉依然在父亲的胸口；埃马纽埃尔站在屋子中央，像是担当着莫雷尔一家人和门口的水手们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

“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莫雷尔问道。

“过来一点，佩尼隆，”那年轻人说道，“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一个被热带的太阳晒成棕褐色的老水手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不住地卷着一顶残破的帽子。“您好，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好像他是昨天晚上离开马赛，刚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您好，佩尼隆！”莫雷尔回答，他虽然微笑着，却禁不住满眶热泪，“船长在哪儿？”

“船长，莫雷尔先生，他生病留在帕尔马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西地中海巴利阿里群岛首府。了，感谢上帝，他病得并不厉害，几天之后您就可以看到他康复回来的。”

“很好，现在您把事情讲讲吧，佩尼隆。”

佩尼隆将嘴里的烟草从右顶到左，用手遮住嘴，扭过头去，朝外厅喷了一长条黑乎乎的唾液，然后跨出一只脚，臀部摆动着，开始讲了起来。

“莫雷尔先生，”他说，“起初，风平浪静，船航行了一星期，大约到了勃朗海岬和布瓦雅多尔海岬之间的一段海面上乘着一阵和缓的南——西南风航行，忽然戈玛尔船长走到了我面前，我得告诉您，我那时正在掌舵，他说：‘佩尼隆，您看那边升起的那些云是什么意思？’我那时自己也正在看那些云。‘我看它们升得太快了，不像是没有原因的，我看那不是好兆头，否则不会那样黑。’”

“‘我也是这么看，’船长说，‘我先来防一手。我们张的帆太多啦。喂！全体来松帆！拉落三角头帆！’”

“真是千钧一发啊，命令刚下，狂风就赶上了我们，船开始倾斜起来。”

“‘嗨，’船长说，‘我们的帆还是扯得太多了，全体来落大帆！’”

“五分钟以后，大帆落下来了，我们只得扯着尾帆和上桅帆航行。”

“‘喂，佩尼隆，’船长说，‘您干吗摇头？’”

“‘咦，’我说，‘我想它不见得就此肯罢休呢。’”

“‘您说得不错，’他回答说，‘我们要遇到大风了。’”

“‘大风！不止大风，我们要遇到的是一场暴风，不然就算我看走眼了。’”

“您可以看到那风就像蒙德里顿的灰沙一样的刮过来了，幸亏船长熟悉这种事，‘全体注意！顶帆收两格！’船长喊道，‘帆脚索放松，绑紧，落上桅帆，扯起帆桁上的滑车！’”

“在那种纬度的地方这样做是不够的，”那英国人说道，“如果是我，我就把顶帆放四格，把尾帆扯落。”

他果断而洪亮的声音突如其来，令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佩尼隆用手遮在眉毛上，凝视这个放肆挑剔、批评船长航海技术的陌生人。

“我们干得更好，先生，”老水手不无敬意地说道，“我们收了后桅帆，舵尾掉向风头，让暴风推着飞驰。过了十分钟，我们又扯落顶帆，光着桅杆飞驶。”

“那艘船太旧了，经不起那样的风险。”英国人说道。

“哦，就是这把我们断送啦，在颠簸了十二个钟头以后，船出了一个漏洞，进水了，‘佩尼隆，’船长说，‘我看我们正在往下沉，把舵给我，到下舱去看看。’

“我把舵轮交给他，走下舱去；那里已经积有三尺深的水。我叫喊着跑上来：‘抽水！抽水！’唉！是啊，已经为时太晚了！水手开始抽水；不过我觉得好像愈抽水反而愈多。‘啊！真是的，’工作了四个钟点之后我说道，‘既然我们在下沉，就让我们沉下去吧，人总得死一次！’”

“‘您就是这样做出的榜样吗？佩尼隆！’船长喊道，‘好极了，等一等。’”

“他到他的船舱里去拿了一对手枪回来，‘谁第一个离开抽水泵，我就一枪把他的脑髓打出来！’他说道。”

“干得好！”英国人说。

“话有道理，最能给人打气儿，”那水手继续说，“特别是当时天晴了，风也停了，当然，海里的水照样往上涨，虽然每小时只有两寸，但它还是不停地涨。每小时两寸似乎不算多，但十二小时就成两尺啦，而两尺加上我们以前有的三尺就变成了五尺。

“‘来吧，’船长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了，莫雷尔先生不能再怪我们什么了。上救生艇去吧，孩子们，越快越好！’”

“唉，”佩尼隆继续说道，“您知道，莫雷尔先生，一个水手是舍不得丢下他的船的，但却更舍不得他的命，所以我们也没等他再说第二遍就行动了，愈是那样，船就愈沉得快，像是在说：‘走吧，快逃命去吧！’我们马上把小船放到水里，八个人都跳到了里面。船长是最后一个下来的，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没有下来，他不肯离开大船，所以我就把他拦腰抱起，扔进了小船，然后我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真是千钧一发哪！我刚跳离，甲板就嘣的一声像一艘主力舰上边众炮齐发似的炸裂了。十分钟以后，船就向前倾然后又横倒，连翻了几个身，于是一切就算完了，法老号不见了。”

“至于我们，我们在小艇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后来，我们竟然谈论到抽签决定命运，看谁让大家分食了，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吉伦特号，我们向它发出信号，它看见我们，向我们调转船头，为我们放下救生艇，把我们接上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莫雷尔先生，我说话算数并以水手的荣誉发誓！其他人说说，是这样的吗？”

一片“是的”的附和声证明这个叙述已忠实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不幸和受苦的情形。

“好了，好了，”莫雷尔先生说，“我知道你们谁都没有错，这只能怪命。这件事是上帝的意志，我还欠你们多少薪水？”

“噢，那个我们不谈了吧，莫雷尔先生。”

“不，我们要谈。”

“好吧，那么，是三个月。”佩尼隆说。

“科克莱斯！给这些诚实的人每人付两百法郎，”莫雷尔说道，“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又说，“我本来会说，另外再给他们两百法郎算是奖金的，但时代不同啰，我现在仅有的一点钱也不是我自己的了。”

佩尼隆转身和他的同伴商量了几句话。

“至于那个，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又转动着嘴里的那块烟草，“至于那个……”

“至于什么？”

“那钱。”

“怎么了？”

“我们都说，我们目前只要五十法郎就够了，其余的我们可以等到下次再算。”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莫雷尔把手按在心口上说道。

“拿着吧，拿着吧！假如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老板，去为他服务吧，你们可以走了。”

这最后的几句话在水手们身上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

佩尼隆差一点把他的烟草块吞了下去，幸亏他又吐了出来。

“什么！莫雷尔先生，”他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您打发我们走吗？那么您生我们的气了，是吗？”

“不，不！”莫雷尔先生说道，“我没有生气，我也不是要打发你们走，只是我已经没有船了，所以我不再需要什么水手了。”

“没有船了，”佩尼隆答道，“嗯，可是，您会再造的呀，我们可以等着呀。”

“我已没有钱再造船了，佩尼隆，”船主带着一个悲哀的微笑说道，“所以我无法接受你们的好意了。”

“没钱了！那么您一定不要再付钱给我们了。我们可以像法老号一样，两手空空地走的。”

“行啦，不必说了，朋友们！”莫雷尔喊道，他感动得喘不上气来。“求求你们，都走吧。等时来运转的时候，咱们再相聚。埃马纽埃尔，陪他们下去，按我的吩咐去做吧。”

“起码，咱们可以再见面，对吧，莫雷尔先生？”佩尼龙隆问。

“是的，我的朋友们，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现在去吧。”他向科克莱斯示意，于是，出纳员在前，水手们居中，埃马纽埃尔在最后，一道离开了办公室。

“现在，”船主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说，“你们也去吧，我想和这位先生单独谈一会儿。”

他用目光向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代理人瞥了一眼，后者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站在角落里没挪动身子，只是中间插了几句话，我们已介绍过了。两个女人抬起眼睛看了看陌生人，她们早已把他全忘了，然后都退了出去；不过，少女在出门的当儿，向这个人投去一道让人感动的哀求的目光，那人以微笑作答；如果此时有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场，看到这个冷若冰霜的脸上绽出这个笑容，准会感到很惊奇。屋里只剩下两个男人了。

“唉，先生，”莫雷尔倒入一张椅子里，说道，“您都听见了，我再没有什么可告诉您的了。”

“我都清楚了，”英国人答道，“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了您的身上，而这只能增加我为您效劳的愿望。”

“噢，先生！”莫雷尔轻唤了一声。

“我看，”那陌生人又说道，“我是您最大的债权人，是不是？”

“您的期票，至少，是该最先付清的。”

“您希望延期付款吗？”

“延期不仅可以挽救我的名誉，也可以拯救我的生命。”

“那么您希望延期多久呢？”

莫雷尔想了一下。“两个月吧。”他说道。

“我愿意给您三个月的时间。”那陌生人回答道。

“但是，”莫雷尔问道，“汤姆生-弗伦奇银行能同意吗？”

“噢，一切由我负责好了，今天是六月五日对吧？”

“是的。”

“好，请重新开一下这些期票，改到九月五日，到九月五日，十一点钟，时钟的针指在十一点上时，我来收钱。”

“我等着您，”莫雷尔回答说，“我会付款给您的，不然的话，我就死。”

这句话说得非常之轻，陌生人并没能听清楚。期票重新开出，旧的撕掉了，可怜的船主至少还有三个月的宽限以聚集他所有的资产。英国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冷漠态度接受了莫雷尔的谢忱，并向他道别，后者连声感谢，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在楼梯上，他遇见了尤莉。少女装着要下楼的样子，实际上在等他。

“噢，先生！”她合着双手说道。

“小姐，”那陌生人说道，“有一天，您会收到一封署名‘水手辛巴德’的信。不论那封信看来有多么奇怪，您一定要按照信上所吩咐您的话去做。”

“是的，先生。”尤莉回答。

“您答应这样去做吗？”

“我向您发誓，我一定照办！”

“很好。再会了，小姐！愿您永远像现在一样的纯洁高尚，我相信上天会回报您，赐埃马纽埃尔做您的丈夫。”

尤莉轻轻地叫了一声，脸红得像一个樱桃，她急忙扶住栏杆，以免跌倒。

那陌生人挥手告别，下楼去了。

到了院子里，他碰见了佩尼隆，佩尼隆正两手各拿着一个内装一百法郎的纸包，仿佛在迟疑，不忍心带走。

“过来，朋友，”那陌生人对他说，“我想跟您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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