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墓室

两天以后的上午，将近十点钟，黑压压的一群人聚集在维尔福先生的家门口，一列长长的送葬车和私人专用马车沿着从圣奥诺雷区一直伸展到佩皮尼埃尔街。

在这许多马车中间，有一辆造型奇特，看上去像是长途跋涉而来的，这是一辆带篷的黑色马车，为最先加入送葬行列的马车之一。

人们互相询问，打听到的结果真是异乎寻常的巧合。这辆大车里装载的原本是圣·梅朗侯爵先生的遗体，这样，为一个人送丧而来的宾客们，就为两个人送葬了。

送葬的人很多。圣·梅朗侯爵是国王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查理十世（1757—1836）：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之弟。1824年路易十八死后即位，1830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两位国王最忠实的大臣之一，他的朋友很多；这些，再加上应维尔福的社会声望而来的一批人，就成了很大的一群。

维尔福派人通知当局，于是两列殡车获准同时出发。一辆装饰得同样豪华的柩车驶到了维尔福先生的家门口。他的遗体从大车上抬到了这辆柩车里。

维尔福先生早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选好了家墓，准备安葬他的家属，这两具遗体就葬在那儿。

可怜的蕾妮早已等在那儿，十年的分别以后，现在她又可以和她的父母相聚在一起了。

巴黎人永远是好奇的，送葬的场面永远使他们激动不已，他们沉浸在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沉默中，目送着壮观的送殡行列经过，护送两位以体现传统精神，以主张贸易安全的立场和对原则执著的献身精神著称的老贵族走向他们最后的归宿。

在一辆丧车里，波尚、阿尔贝和夏多·雷诺在谈论侯爵夫人的猝死。

“去年我还在马赛见过圣·梅朗夫人，”夏多·雷诺说，“我还以为她可以活到一百岁呢，因为她身体极好，头脑很活跃，身子骨也很棒，她有多大年龄了？”

“弗朗兹告诉我，”阿尔贝答道，“她有七十岁了。她不是死于年老衰弱而是愁死的，侯爵的死使得她非常悲痛，自从侯爵死后，她的理智似乎始终没有完全恢复过。”

“但她是生什么病死的呢？”波尚问道。

“据说是脑充血，也许是中风，那两种病症差不多的，是不是？”

“差不多。”

“中风是不大可能，”波尚说，“我曾见过圣·梅朗夫人一两次，身材很矮很瘦，是一个神经质而不是多血质的人。像圣·梅朗夫人这样的体质，不可能因悲哀过度而中风的。”

“总而言之，”阿尔贝说，“不论杀死她的是疾病还是医生，维尔福先生，说得确切些，我们的朋友弗朗兹，是要继承一笔很可观的遗产，我相信他因此每年可以增加八万里弗尔的收入。”

“等到那个老雅各宾党徒诺瓦蒂埃去世的时候，他的财产还可以再加一倍。”

“诺瓦蒂埃是位顽强的老爷爷，”波尚说，“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想，他一定和死神打过赌，他要把他的后代全送走的。就像九三年那位老国民公会议员，在一八一四年1814年3月底，反法同盟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于四月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拿破仑于1815年3月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对拿破仑说：‘您在变得衰弱，那是因为您的帝国是一支长得太快、后劲不足的嫩茎；请把共和国作为您的支柱，让咱们重整旗鼓以后再上战场吧，我敢担保您会有五十万军队，会再有一次马伦戈的大捷和另一个奥斯特里茨战役。理念是不会灭亡的，陛下，它有时会沉睡，但一旦醒来就会比睡着以前更加强有力。’”

“在他看来，”阿尔贝说，“人就是观念。仅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就是弗朗兹·埃皮奈怎么能守着一位不能和他的妻子分离的太岳父？日子可怎么过？但弗朗兹在哪儿？”

“他跟维尔福先生一起坐在第一辆马车里呢，维尔福先生已经把他当做家庭的一员了。”

在所有的车子里，人们的谈话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死得这样突然，而且这样迅速地接连到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奇怪，但谁都没有怀疑过什么，阿夫里尼先生在黑夜里告诉维尔福先生的那种可怕的秘密，更没有人想过，大约一小时他们到达了坟场。天气温和而晦暗，很适宜于举行葬礼。

在那一群向家墓拥过去的人堆里，夏多·雷诺认出了莫雷尔，他是独自乘着一辆轻便马车来的。他的脸色很苍白，正在无言地沿着那条两旁水松夹持的小径走着，“您在这儿！”夏多·雷诺挽住那青年上尉的胳膊说。“您是维尔福的朋友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在他的家里碰到过您呢？”

“我并不认识维尔福先生，”莫雷尔答道，“但我认识圣·梅朗夫人。”

这时，阿尔贝和弗朗兹上来了。

“选在这个地方给你们介绍确实不大合适，”阿尔贝说，“不过也没关系，我们都不相信迷信。莫雷尔先生，请允许我给您介绍弗朗兹·德·埃皮奈先生，我在意大利旅游时的一位极其出色的旅伴。亲爱的弗朗兹，这位是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您不在时我结识的一位极其出色的朋友，以后只要我每次在谈话中提到心地善良、机智果断和亲切热情的这些话题，您就总能听到我说出这个名字的。”

莫雷尔犹豫了一会儿。对方是他暗中的仇敌，如果他用热情的态度向他招呼，这未免太虚伪了；但他又想起他的诺言和眼前的形势，他勉强掩饰住他的情绪，向弗朗兹鞠了一躬。

“维尔福小姐很悲伤吧，是不是？”德布雷问弗朗兹说。

“悲伤极了，”他答道，“今天早晨她的脸色非常的苍白，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这几句表面上极简单的话使莫雷尔撕心裂肺。这么说这个人见过瓦朗蒂娜，而且还和她说过话了？

此时，正是这位年轻而急躁的军官需要拿出他的全部力量才能抵抗自己践踏誓言的情绪。

他挽起夏多·雷诺的胳膊向坟墓走去，送丧的人已经把那两具棺材抬进墓室里面去了。

“多漂亮的住宅！”波尚望着那座大坟说，“这是一座冬夏兼宜的宫殿。将来，到适当的时候，您也是要进去的，我亲爱的埃皮奈，因为您不久就要成为那个家庭的一员了。而我，像一个哲学家，喜欢有一间小小的乡下房子，在那些树底下盖一间茅庐，我不愿意在我自己的身体上面压上这么许多大石头。临死的时候，我要把伏尔泰写给皮隆皮隆（1689—1773）：法国诗人与剧作家。的那句话，‘到乡下去吧，一了百了。’说给我周围的人听。不过别去考虑这些，弗朗兹，横竖继承财产的是您的太太。”

“说实在的，波尚，”弗朗兹说，“您这人真让人受不了。政治事务已经让您养成了对什么都冷嘲热讽的习惯，而操纵这些事务的人又素来就有什么都不信的习惯。可是不管怎么说，当您有幸把政治撇下一小会儿，来跟普通人待在一起的时候，请您务必要把您留在贵族院或国民议会衣帽间里的那颗心收回来才是。”

“哦！我的上帝！”波尚说，“生命是什么？是在通向死神的候见室里短暂的停留。”

“我讨厌波尚。”阿尔贝说，说着就拉着弗朗兹走开了，让波尚去和德布雷讲完他那篇看破红尘的议论。

维尔福的家墓由白色的大理石筑成，是一座正方形的建筑物，高约二十尺，内部是隔开的，分别属于圣·梅朗和维尔福两个家庭，每一间都有一扇门同外面相通。

别的墓室里一层层的尽是些难看的屉格，尸体就挤挤挨挨地装在这些屉格里，每格都有块铭牌，活像贴着张标签；这座墓室却不是这样，从青铜大门一进去，先看到的是一间肃穆阴暗的前厅，真正的墓室跟这前厅中间还隔着一堵墙。

我们刚才说过的分别通往维尔福和圣·梅朗两家墓地的那两扇门，就开在这堵墙的中间。

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宣泄心中的悲伤，而不用担心那些到拉雪兹神甫公墓来，像是来郊游或幽会的嬉笑打闹的人们的歌声、喊声或奔跑声，会打扰墓室中人肃穆静谧的冥想或泪流满面的祈祷。

两具棺材抬进了右边的墓室，放在事先准备好的抬架上，只有维尔福、弗朗兹和少数几个近亲进入那个墓穴。

宗教的仪式都已在墓前举行，而且也没有举行什么演讲，所以送葬的人群很快就散了开；夏多·雷诺、阿尔贝和莫雷尔走一条路，德布雷和波尚走另外一条路。弗朗兹和维尔福先生在坟场门口等着莫雷尔借口逗留了一会儿，他看到弗朗兹和维尔福先生一同走进一辆马车，心里就觉得他们将进行一场密谈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回到巴黎，尽管他和夏多·雷诺、阿尔贝同乘一辆车，但这两位年轻人的交谈，他一句也没有听清。

当弗朗兹快向维尔福先生告辞的时候，维尔福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您？”

“随便您什么时候都可以，先生。”弗朗兹回答。

“愈早愈好。”

“我悉听您吩咐，先生。我们一起回去好吗？”

“如果那不会扰乱您的计划的话。”

“绝对不会。”

就这样，一个未来的泰山，一个未来的快婿，双双登上了同一辆马车。莫雷尔看着他们走过，一种惴惴不安之情油然而生。

维尔福和弗朗兹回到圣奥诺雷区。

检察官没有去看任何人，既没有问候妻子，也没有问候女儿，而是直接领弗朗兹走进了他的工作室，向他递过一把椅子。

“埃皮奈先生，”他说，“允许我提醒您，虽然乍一看也许会觉得现在这个时间选择得非常不合适，但我们是应该服从死者的旨意。圣·梅朗夫人在她的灵床上所表示的旨意，就是，瓦朗蒂娜的婚事不要耽搁。您知道，死者的一切事务都已办理得井井有条，在她的遗嘱里，她把圣·梅朗家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了瓦朗蒂娜；律师昨天把那些文件给我看过了，我们可以凭此详详细细地草拟婚约。公证人就是圣奥诺雷区波伏广场的狄思康先生。”

“先生，”埃皮奈先生答道，“瓦朗蒂娜小姐现在正非常悲痛，也许她还没有想到出嫁的事情，真的，我担心……”

“瓦朗蒂娜最愉快的事情，”维尔福先生插进来说，“莫过于完成她外婆的遗训，那方面不会有什么阻碍，我向您保证。”

“既然如此，”弗朗兹答道，“我这一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阻碍，时间尽可以随您安排，这件事情我已经答应过，我很高兴能履行我自己的诺言。”

“那么，”维尔福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婚约本来在三天以前就可以签订。不用再等了，我们今天就可以签订婚约。”

“但现在是在服丧期呀！”弗朗兹迟疑地说。

“请放心，先生，”维尔福回答，“在我的家，礼仪不会受到疏忽。维尔福小姐可到圣·梅朗法国贵族的爵号常以封地为名。此处圣·梅朗即为德·圣·梅朗侯爵的封地。庄园里隐居规定的三个月，我说‘她的庄园’，因为这块产业是她的了。在那里，八天之后，如果您愿意，不张扬，不操办，也不搞排场，采取非宗教形式即可完婚。这也是圣·梅朗夫人的遗愿，她希望她的外孙女儿在这个庄园里成婚。事情办完后，先生，您可以返回巴黎，您的妻子则和她的继母一起共度她的服丧期。”

“就按您的意见吧，先生。”弗朗兹说。

“那么，”维尔福先生答道，“请稍候，半小时以后，瓦朗蒂娜就可以到客厅里来。我派人去请狄思康先生，我们在分手以前先把婚约读一遍，签字以后，今天晚上维尔福夫人就陪瓦朗蒂娜到她的庄园去，我们在一星期之内去那儿，给你们完婚。”

“先生，”弗朗兹说，“我有一点请求。”

“什么请求？”

“我希望阿尔贝·莫尔塞夫和莱罗尔·夏多·雷诺能参加这次的签约仪式，您知道他们是我的证人。”

“半个钟头的时间已尽够通知他们了，您亲自去找他们还是派人去？”

“我愿意自己走一趟，先生。”

“那么我希望您在半小时内回来，男爵，瓦朗蒂娜那时也可以准备好了。”

弗朗兹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房门刚关上，维尔福先生就派人去叫瓦朗蒂娜，要她在半小时内到客厅去，他希望公证人、埃皮奈先生和他的证人也能在那个时间以内赶到。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府中引起了轰动。德·维尔福夫人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而瓦朗蒂娜仿佛挨了晴天霹雳，整个人给懵（měng）住了。

她本来想下楼去找她的祖父，但她在楼梯上遇到维尔福先生，维尔福挽住她的胳膊，把领她到客厅里去。

在候见室里，瓦朗蒂娜遇到巴鲁瓦，她绝望地望着那个老仆人。一会儿，维尔福夫人带着小爱德华进客厅来了。

她显然也分尝了家庭的悲哀，她的脸色苍白，看上去很疲倦。

她坐了下来，把爱德华抱在膝上，还不时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动作几乎是痉挛的，仿佛在这孩子身上凝聚着她的整个儿生命。

不久，他们听到有两辆马车驶进前庭。

一辆是公证人的，一辆则载着弗朗兹和他的朋友。

这会儿，人都到齐了。

瓦朗蒂娜脸色极其苍白，人们可以看到，她两边太阳穴的青筋，沿着眼睛周围隐隐跳动，血液沿着脸颊奔流。

弗朗兹则难以抑制他心头的激动。

夏多·雷诺和阿尔贝互相惊愕地望着对方；刚才结束的葬礼似乎并不比快要开始的这一场更凄惨。

维尔福夫人坐在一幅天鹅绒帷幕的阴影里，而且因为她一直俯身朝向坐在膝上的孩子，所以从她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她在想什么。维尔福先生跟平常一样，毫不动容。

公证人按照惯例，把文件摆在桌子上，在一张圈椅里坐下来，举起他的单眼镜，转向弗朗兹：

“您是不是弗朗兹·盖斯内尔先生，德·埃皮奈男爵？”他问道，尽管他知道而且知道得十分清楚。

“是的，先生。”弗朗兹回答。

公证人欠了欠身。

“那么，先生，我应维尔福先生的请求，得通知您一声：您和维尔福小姐的婚事，改变了诺瓦蒂埃先生对他孙女儿的情感，已把他本来预备遗赠给她的财产进行了让与。但我有必要补充，立遗嘱人仅有权让与部分财产，因此对让与全部财产的做法，在法律上完全可以提起诉讼，所以他的遗嘱是经不起驳斥的，并且将会被宣布无效。”

“是的，”维尔福说，“但我要提醒埃皮奈先生，在我在世的期间，家父的遗嘱是不能更改。因为我的地位绝对不容许染指丝毫的丑闻。”

“先生，”弗朗兹说，“这样的一个问题竟当着瓦朗蒂娜小姐的面提出，我深表遗憾，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的财产数目，而且不论她的财产多少，总要比我的多。我以能和维尔福先生联姻为幸，我所寻求的只是幸福。”

瓦朗蒂娜暗地里很感谢他，两滴眼泪无声地滚下她的脸颊。

“不过，先生，”维尔福对他的未来女婿说，“除了您有希望得到的部分财产受到损失外，那份出人意料的遗嘱，丝毫不会伤害您个人的感情；它只说明诺瓦蒂埃先生的思维不健全。家父不高兴的，并非是将瓦朗蒂娜小姐嫁给您，而是瓦朗蒂娜要出嫁。无论同谁联姻，都会引起他同样的伤心。人老了就自私，先生，而瓦朗蒂娜小姐一直和诺瓦蒂埃先生相依为命，将来成为埃皮奈男爵夫人后，就不可能再忠实地陪她爷爷了。家父处在这样不幸的状态中，致使我们很少向他谈论重要的事。他思维的衰竭，不容许他理解人意，所以我深信，此时，诺瓦蒂埃先生尽管还记得他孙女要结婚，但谁是他孙女婿，恐怕他连名字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维尔福先生说完这番话，弗朗兹鞠了一躬，但他的话还没有出口，房门忽然打开，巴鲁瓦出现了。

“先生们，”他说，他的语气异常坚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像是一个仆人在对他的主人说话，“先生们，诺瓦蒂埃先生希望立刻和弗朗兹·盖斯内尔先生，德·埃皮奈男爵谈一次话。”

他也像公证人一样，为避免找错了人，把入选的新郎的全部头衔都背了出来。

维尔福打了个哆嗦，德·维尔福夫人一松手，让儿子从膝头滑了下来，瓦朗蒂娜脸色煞白地立起身来，像座雕像似的默默伫立着。

阿尔贝和夏多·雷诺互相对望着，比第一次更惊愕。

公证人也呆望着维尔福。

“这是不可能的，”检察官说，“这个时候埃皮奈男爵不能离开客厅。”

“我的主人诺瓦蒂埃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希望和弗朗兹·埃皮奈先生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巴鲁瓦用同样坚决的语气回答。

“那么，诺瓦蒂埃爷爷现在能够讲话啦。”爱德华说，还是像往常那样肆无忌惮。可是，就连维尔福夫人听到他这句话都没有笑一下，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杂乱无章，客厅里的气氛变得异常严肃。

“对诺瓦蒂埃先生说，”维尔福说，“他的要求无法满足。”

“那么诺瓦蒂埃先生向这几位先生宣布，”巴鲁瓦说，“他要叫人抬他到客厅里来。”

大家惊讶到了极点。维尔福夫人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瓦朗蒂娜本能地抬起头来，看着天花板，心里在感谢上帝。

“您去看一看，瓦朗蒂娜，”维尔福先生说，“去看看您的祖父这次又有什么新花样。”瓦朗蒂娜急忙向门口走去。但维尔福先生忽然又改变主意。

“等一下！”他说，“我和您一起去。”

“原谅我，先生，”弗朗兹说，“据我看，既然诺瓦蒂埃先生派人来找我，就应该由我满足他的要求。而且，我还没有拜见过他，我很高兴能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先生，”维尔福说，态度显然很不安，“请不必劳驾。”

“请您原谅，先生，”弗朗兹用的是一个已下定决心的人的口吻，“我希望我能不致错过这个机会来向诺瓦蒂埃先生证明，他对我的反感真是大错特错了，而且无论这成见有多深，我决心要用自己诚挚的爱心去消融它。”

说完，他不管维尔福再怎么留他，起身跟在瓦朗蒂娜后面往外走，这时瓦朗蒂娜正怀着海难幸存者伸手触到岩礁时的那种喜悦心情在走下楼梯。

德·维尔福先生跟在他俩后面。

夏多·雷诺和莫尔塞夫交换了一个比前两次更为惊讶的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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