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3章 朝局变化(上)

第1293章  朝局变化(上)

        无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亦或是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断不是圣旨一下即刻上任那么容易。在上任之前，高务实还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

        高务实在兵部虽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还是要相对“简单”一些，因为石星算是“协助尚书抓全面”，而高务实专管京营。

        但高务实的这个“简单”只是工作范畴相对单一，实际上京营的那摊子事，任谁都知道很不简单。

        尤其是在高务实亲自主导了京营改制之后，这种“不简单”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务实没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头不知脑，没有几个月时间下来，连门道都搞不清。

        不过，戎政侍郎这个缺朝廷暂时还没有议定人选，所以高务实目前只能先找梁梦龙来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经得到圣旨，顶上杨兆致仕后工部尚书的缺去了。

        高务实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还着急。戚继光和禁卫军一干将领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报告，得到准许私人进京的批准后，全跑来兵部了解情况；朱应桢、张元功等一干靖难系勋贵忙不迭递了联名拜帖，说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见司农，甚至连一直身体不好的定国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难怪他们着急，高务实“分割京营”之后，京营分为后勤和作战两个部分，虽然名义上依旧是听从五军都督府的统辖和兵部的指挥，但毕竟是“各自为政”了，双方对目前的情况也都非常满意，并不愿意再次变化。

        如今高务实要调升户部尚书了，这京营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会不会出现变化，他们当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点准备？

        戚继光与高务实是多年的老交情，当然不会因为高务实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现什么态度上的变化。恰恰相反，他对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司农越发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戚某顿首敬拜”。

        戚司令都这语气了，禁卫军其他将领的拜帖更不必说，那真是一个赛着一个谦卑，又一个赛着一个亲热。

        高务实明白这拜帖再次改动自称的意义，戚继光和一干将领这是摆明了自己依旧是脑门上贴着“高”字的，不会因为高务实的职务变动就有什么变化。

        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高务实是升调，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为文臣，位进一品(太子太师)，离入阁这个文官们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今他才不过二十五岁！

        戚继光等人完全敢做一个预想：只要朝廷对察哈尔的决战按计划进行，以目前朝中“文帅”们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来看，这一仗十有八九还得是高务实领兵。那么，一旦战而胜之……这辅臣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

        彼时的“高阁老”极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这太惊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内阁可不是早年的内阁，解缙当年三十二岁为阁臣，三十三岁为首辅之故事并不能套用——那时候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内阁是什么？大抵相当于唐时的政事堂，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内阁的设立，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内阁来牵制六部，与六部分权。当时成祖恐怕并没有料到有今天这一幕：内阁全面压制了六部。

        高务实如今已经是户部尚书，如果按照早年间的传统，他就没法入阁了，但按照近几十年的习惯，则意味着他离入阁很近。这其中的制度和习惯变化，很有必要说一下。

        自内阁初建的永乐时期开始，一直到弘治年间，六部尚书与其之间就从未有正式的迁转情况。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在内阁成立初期已经有所体现。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时，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赐宴群臣，照例赏赐六部尚书和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同时“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并且强调：“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

        这段怎么理解呢？内阁在创建初期，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

        这基本上表明，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当然，内阁这种职、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内制”。

        虽然这种加封是“不预所升职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大学士五品尔，如欲加于六卿，则何不崇其阶衔也”。

        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

        另外，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

        对此种情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进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

        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马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上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上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

        在高务实头顶管着他的阁老是张学颜，其为实学派大佬，同时也是高务实一直以来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会绝对支持高务实在户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面虽然戎政侍郎暂时缺位，但戚继光料定这肯定是因为此次内阁与七卿的变动来得过于突然，实学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还没来得及推举人选。

        戚继光认为，这个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还是会从实学派中产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会召见高务实，让他推荐继任者——这也算是个传统，就像当初潘晟把徐学谟推上来一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戚继光等人自然继续恭恭敬敬，而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也自然还得赶紧投拜帖求见高务实。

        于是，高务实最后一次在兵部接见了他曾经麾下的禁卫军诸将，面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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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下一章或者说下半章会把新的内阁、七卿名单列出来一下，以免大家看得不记得了——我还是记得的，而接下来要“换副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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