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9章 火中取栗(十八)大量

第1589章  火中取栗(十八)大量

        几乎任何买卖不能成功的原因都是因为价格谈不拢，同样的道理，几乎任何买卖能够成功的必要前提则都是价格谈得拢。

        不过，丰臣家要找京华定制军舰，在船体本身这一方面固然是不成问题的，但舰载武器方面多少还是有些价格之外的麻烦需要规避。

        实际上，大明的律法在大致程度上算是大陆法系，也即成文法，对于私权利的讲究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大明并没有针对日本做出铁器禁售或武器禁售。理论上，高务实的确可以向日本出售任何武器，包括火枪火炮。

        为什么没有针对日本的禁售令？因为日本位列太祖皇帝所定十五个“不征之国”其列，且日本朝廷官方与大明的关系还算不错。

        是的，虽然倭寇问题烦了大明百余年，但倭寇问题本身是日本海盗与大明海盗的私下合作，与日本朝廷(实为幕府)没什么关系。甚至在幕府相对强盛的时期，他们还协助大明清剿过倭寇，只是室町幕府……过于拉胯，所谓的强盛时期着实是太短罢了。

        “不征之国”这个问题自从高务实“出道”，一直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桎梏枷锁，很是坏事。

        这十五个国家是有排序的，顺序分别是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

        这其中有些国家已经自然消亡，且不去说。单是安南，当年朱棣出兵的理由都是靠“天赐”，具体原因前文有述，就不重复了，总之他是打着为陈氏王朝复辟的大旗出兵的。至于后来为什么直接占领……因为陈家被反贼杀绝嗣了啊。

        后来高务实出兵就更麻烦，他是靠着引蛇出洞加栽赃，然后又只用私兵加土司狼兵完成的征服，全程没用一个大明的经制之军。这个做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开朱元璋这个“不征之国”的设定。

        “不征之国”这个设定和朱元璋某些其他安排类似，犯了“目光静止”的错。换句话说，在朱元璋在世当时，不去攻打这些国家的理由是充分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可能不发生改变，但朱元璋根本不考虑这些可能出现的改变，直接一道祖制丢下来就禁止了，于是朱家的子孙后代们即便能力上可以征伐也只能干瞪眼。

        洪武时期，大明朝廷的主要精力在于恢复生产，维护好内部统治，再加上当时的主要打击对象仍旧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这些“不征之国”实际上原本就没精力去征。

        《皇明祖训》修成颁行之后，太祖朱元璋要求后嗣帝王都要严格照准执行，实际上还是有些担心开疆拓土的诱惑导致后嗣帝王们忽视了北方的威胁，去打那些僻在一隅的小国。朱元璋大概认为这是浪费民力的愚行，因此一禁了之。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上谕中说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輙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以上就是朱元璋对于设定“不征之国”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打起来不方便，打下来又没用。”所以不打，合情合理。

        不过，仔细看一下朱元璋的原话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留了后门的：“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那么，如果“彼为中国患者”，是不是就能伐之了？理论上应该是。

        到了这里，关键因素就转变了，变成了如何定义“彼为中国患”。

        杨广打高丽的理由和李世民打高丽的理由其实是差不多的，比如李世民就说了：“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瞧瞧，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开拓型皇帝，当他要决定讨伐谁时，其思路并不是彼国已经在“为患中国”，而只是“不遗后世忧”。相对来说，朱元璋的思路就过于保守了一些，似乎真的认为“处中国而治万邦”是绝对的真理，未曾设想过时移世易之下的局势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不是都能“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以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局面，这么做说得过去。例如朝鲜，它在元末是有投机倾向的，不过李成桂夺权以后有几个隐患。其内部政治力量有待整合，外部又有倭寇滋扰，他在位期间是搞定了倭乱，对明朝采取的措施是以小事大，表现得十分恭顺。

        这种恭顺一来源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是为了借助明朝的声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际上早在洪武二年，高丽王朝就已经派遣使者来入贡了，李成桂夺权建立朝鲜之后，还被朱元璋以篡位名义扣住朝鲜国王的帽子不少年。

        至于安南，当时的政治觉悟也是很高的。洪武二年，壬午，安南国王陈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叚悌、黎安世等来朝贡方物，因请封爵。

        因为态度好，大明这边也有不错的反馈，诏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使其国，封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当时安南时不时的前来进贡，还喜欢进贡大象，让朱元璋颇为满意。

        后来永乐朝时黎大彪子犯了忌讳，想那朝贡体系是天朝上国的外交纲领，你杀了安南王一家子去冒充也就算了，居然还没事犯边？于是朱棣派张大将军去抽脸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总而言之，朱元璋的这些“不征之国”设定，既和当时的时局有关，也和中国历来坚持执行的朝贡体系外交原则有关，还和彼时朱元璋对这些小国的认识有关——直观点说就是利益有限。

        这些不征之国，大多数都是囊括在朝贡体系之内的，是明朝维系所谓的天朝地位之体现。至于这些设定限制了明朝的外交和扩张……朱元璋的考虑和高务实显然不同，对于他来说，征服越南能获得什么？甚至后来郑和下西洋征服沿途那些土著，在皇帝眼里他能获得什么？椰子？苏木？香料？还是长颈鹿？

        以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没一样是必需品，而考虑到征途之遥远，将来维护这些地盘代价之高昂，那多半是个亏本买卖，打他们还不如不打。

        南方那些小国已经大半被京华给实际笑纳了，暂时不必说它们。只说日本，其实它已经脱离了朱元璋当时眼中“食之无味”的境地。光是那巨量的白银产出，就是高务实现在进行货币改革所不得不重视，甚至必不可少的。

        因为不征之国的限制，高务实不可能主动出兵日本，必须等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然而原历史上大明打完朝鲜一战，不仅把辽东李家军主力打残了，也把国库和内帑都打空了。

        这两大问题导致朝廷不得不借重李成梁的威望而让他二度镇辽，而皇帝则派出高淮在辽东横征暴敛弥补内帑亏空，最终辽困愈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趁势坐大。

        高务实目前对努尔哈赤的压制还算不错，当然他主要是需要努尔哈赤的军事威胁来确保叶赫、哈达等部对大明的效忠，所以他也不便将努尔哈赤提前弄死，现在只好玩平衡。

        努尔哈赤现在还不能死，其实就意味着朝战时不能把辽东打残打疲，让他失去压制，快速统一女真各部。这就要求大明中枢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朝战，而且最好不要一打六年，要尽量速战速决。

        归总起来就一句话，要有钱，要有足够的运力支撑境外作战。只有这样，届时才能集中大军直接把日军推下海去。

        罗远在来日本之前，高务实是亲自向他面授机宜过的，之后便授予了他相当不小的权限，其中包括军火交易的权限。

        不过高务实给他的权限不是允许他交易什么，而是告诉他哪些不能交易。高务实最开始的原话是“我之重器，不可授人”。

        然而罗远是头一次担负方面重任，生怕理解上有所偏差，于是追问“何为重器”。高务实回答道：“警备军所配属之器械中最强、最新的那些便是重器。”这下罗远算是放心了。

        按照高务实的这一交待，罗远认为丰臣家提出的军购整体可行——因为他们要的最大战舰也不到武装运输舰的大小，而舰上武备当然也就等而下之，至少不可能装载一号炮。

        一号炮是当前京华系警备军和大明境内各支武装家丁所装备的最大火炮，一般用于关键地区的棱堡防卫，主要在南疆。

        当然，将来更多的可能会装在战舰上——纯军舰系才会装载，武装运输舰是不装的，因为火炮甲板的承重力不够，齐射时可能把甲板镇坏。由于纯军舰目前数量有限，所以一号炮的“生产线”一直不多，产能也比较有限。

        二号炮在罗远看来，已经不在高务实的禁售范畴之中了，是可以卖给丰臣家的——实际上丰臣家本来就从海贸同盟中某些勋贵手里搞到了一些，实际上禁不禁恐怕差别也不大。

        于是罗远详细问了一下丰臣秀长，后者表示他们要的新式大福船应该搭载二十门巨型大筒(二号炮)，但罗远根据他本人的专业眼光告诉丰臣秀长，以新式大福船的体量不可能装载超过十八门火炮，否则一来有开炮则甲板碎裂之虞，二来恐怕也会影响航速及适航性，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丰臣秀长一开始以为罗远只是敝帚自珍，不希望日本获得更多的火炮，仔细一问才发现罗远说得头头是道，很多说法他根本没听懂——但是“不明觉厉”，因此最后采纳了罗远的意见，将大福船的载炮量定为十八门，其中二号炮六门，三号炮十二门。

        新式小福船其实也不小，比日本国内的寻常关船都大一号，最后确定为装载两门二号炮和十门三号炮。

        接下来就该谈价格了。

        罗远虽然不是造船厂的人，但他此前一路从京华的寻常技术雇员混到纯军舰“左翼轻骑兵”号的舰长，对于船只成本价和出厂价那是了如指掌。因此他首先报价：新式大福船单艘售价六万两库平银，新式小福船单艘售价四万两库平银。

        丰臣秀长听得吓了一跳，问罗远怎么这么贵？罗远道：“毕竟是定制的，京华还得专门重新设计并组成新的生产体系才能建造，这价格自然就贵了一些。”

        好一个贵了“一些”，武装运输舰比新式大福船大了三成左右，载炮二十八门，其中八门二号炮，但是单舰售价也不过五万五千两。比它明显小了一圈的新式大福船，他居然报价六万两，而只有武装运输舰五分之二大小的新式小福船，他居然报价四万两，这都不是宰人了，这是杀猪啊！

        丰臣秀长却是做过功课的，知道武装运输舰在大明内部的售价，因此立刻提出了委婉的质疑。然而罗远却面不红心不跳地振振有词道：“大纳言阁下这话说得就有些外行了，我家老爷又不是吾皇陛下，这出售军国利器与邻国的大事，岂有不上下打点的道理？这打点有多费钱，大纳言不妨想想日本公卿们。”

        丰臣秀长愕然无语，你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不过他最终还是抛出了一个杀手锏，道：“若我丰臣家大量采购呢？这总可以在价格上稍加通融了吧？”

        罗远等“大量采购”这四个字很久了，听丰臣秀长这么一说，他立刻问道：“何为大量？这个大量究竟是多少？”

        丰臣秀长哈哈一笑：“殿下，实不相瞒，这两型新式福船京华能造多少，我丰臣家便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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