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5章 宫里宫外(十八)东厂提督王安

第1985章  宫里宫外(十八)东厂提督王安

        李文进去了王锡爵家开的赌场，这件事虽然也有可能只是巧合，但不管怎么说，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肯定不得不查。高务实固然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当着陈矩和刘平的面肯定不能直说——虽然他俩心里也清楚就是了——于是，这就要问一问东厂的情况。

        “王厂督是麟冈兄你推荐的，当前局势微妙，不知麟冈兄以为他是否可以为我等所信任？”高务实沉吟着问道。

        “这……”陈矩忽然有些犹豫起来，半晌不语。

        高务实逐渐皱起眉头，刘平见了生怕高务实动怒，连忙插话道：“想是侯爷贵人多忘事，王厂督虽然人品不错，但他毕竟是皇长子的大伴出身，眼下之事若是交给他来办……着实还是有些危险的。陈掌印所以沉吟不语，奴婢以为便是此故。”

        “哦，这样啊。”高务实这才想起来，王安虽然是陈矩推荐上位做的东厂提督，但他在提督东厂之前的确是朱常洛的大伴。

        这事有些前因需要一说，最先的起因得从张诚倒台算起。当年张鲸被高务实整倒之后，张诚接替他成为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并照例兼任东厂提督。

        张诚与张鲸同出一门，原先都是大宦官张宏的干儿子，不过张诚与张鲸两人的私交并不算太好，毕竟他们实际上是竞争关系，也逃不了内卷的命嘛。

        虽说关系不怎么样，但张诚上台后却也慢慢与高务实走上对立面，比如他他多次暗中联合申时行与王锡爵，怂恿心学派与高务实对着干。

        可惜心学派当时一直被高务实接二连三的大功压得喘不过气，实在不敢太过于明目张胆，只敢背地里使绊子，而偏偏高务实的功劳越积越多，这些手段最终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申时行虽然一直想控制党争烈度，谁料江南漕军骚乱一事最终还是闹大了。这一来，申、王两位阁老因为御下不严，难免要为下面的人胡作非为负责，因此被迫双双致仕。

        事情到这儿，张诚其实都没有彻底暴露，高务实只是通过内务部的报告知道他有几次暗中拜访申时行的举动。张诚的真正暴露，反而是因为申、王下台而惊恐不已，病急乱投医之下居然跑去和武清候府拉关系，生生搞了个联姻出来，这才曝光的。

        张诚自己虽然是太监，但他家并不是只有他一棵独苗，他是有兄弟的。所以急切之下，他就为自己的侄女攀附上了第二代武清候李文全之子李诚铭。

        李诚铭是李文全的长子，理论上只要活过他爹，就是下一代武清伯——倘若今上活得够久，按照朱翊钧的风格，搞不好他还能继续当武清候而不必降等承袭呢。

        这其中的辈分是这样：第一代武清候李伟是朱翊钧生母李太后之父，所以李文全就是国舅爷，那么李诚铭相应的就是朱翊钧的表兄弟。朱翊钧对亲人出了名的好，因此在张诚看来，抱住武清候府的大腿，自己怎么着也应该是安全了。

        自己的侄女嫁给了皇帝的表弟，这可不就意味着自己也是皇亲国戚了吗？不看僧面看佛面，皇爷就算知道自己曾经对高阁老动过歪心思，想必也会网开一面才对。

        武清候府的确非同凡响，李伟被追赠安国公，他家的袭爵也没有降等，这都是前文细说过的，就不赘述了。

        可惜，张诚没搞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朱翊钧根本就不是因为“圣眷”而对武清候府如此之好。他只是因为现在自己武功已经鼎盛，因此更需要一些展现孝道的事情作为自己圣明天子的点缀罢了。

        于是就出事了。高务实顺藤摸瓜查到张诚当初的确多次怂恿申时行、王锡爵和自己作对，那现在申、王都以败退，岂能还留他张诚在东厂这样的要害？

        很快，科道蜂拥弹劾张诚违规勾连攀附，甚至有人说张诚乃是东厂提督，居然还结交勋贵并与之成为姻亲，此乃武清候勋贵干政，有图谋不轨之嫌！

        说实话，武清候李文全的确是挂名的五军都督府左都督，但现在五军都督府因为京营改制而更加成了空壳衙门，他这个左都督又没有在生产建设兵团任职，相当于一个人都调不动，凭什么玩意“图谋不轨”？

        但是，这种事的实情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规矩不能坏，于是这件事就闹大了，大到皇帝不得不用严惩张诚的办法来保护李文全。最终结果是李文全不过罚俸三月，张诚却捞了个“贬为奉御，发孝陵卫司香”的下场，陪他那干兄弟张鲸一道去给朱元璋烧香了。

        张诚滚蛋之后，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缺位，陈矩作为掌印大太监便有了举荐权。思索过后，陈矩推荐了王安。

        王安是保定雄县(今雄安新区)人，在原历史上也算是明末重量级人物。在原历史上，他于万历二十二年由陈炬推荐成为朱常洛的大伴，也由此飞黄腾达。

        如果从原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王安应该算是万历中后期，历泰昌、到天启初年比较活跃的一个大宦官。最让人们记住他的是王安在“移宫案”中，帮助杨涟等东林党人从李选侍的“挟持”中救出太子朱由校(熹宗)，并助其顺利登基这件事。

        当然，除了“移宫案”，王安在万历年间一直想办法保护皇长子朱常洛，在光宗登基后又参与了一系列的政务决策，且与东林党人较为亲密的关系也是高务实有些印象的。不过，最让高务实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他门下的魏忠贤反咬王安并借机起势。

        此刻高务实听了刘平的话，除了顺口回应了一句便没有太多反应，其实他是在仔细回忆自己前世在史书中对王安的各种记载，以便确定他到底应该是这个怎样的人，以及他保护朱常洛究竟是单纯的“忠于职守”，还是他在做朱常洛大伴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忠诚”。

        这是事关接下来许多要事安排的问题，高务实不得不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务实还需要据此判断是否需要换掉这位厂督，毕竟东厂提督可是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好不容易把张鲸、张诚接连搞掉，可不能让他俩的继任者依旧是个和自己唱反调的。

        在原历史上，王安是万历六年入选内书堂的。有明一代的小黄门入宫，都会投到一个大太监门下，而王安好巧不巧的，正好投到了冯保门下。

        万历六年，李太后在儿子大婚后基本已经不问政事，冯保与张居正一人掌内廷，一人控外朝，互为援引。毫无疑问，此时的冯保权势滔天。

        理所当然地，王安在完成了内书堂的学业后，就进入了六科廊写字。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王安就能进入文书房，再入司礼监，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向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发起挑战。这也是明代宦官上升的正统途径。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冯保失势被贬，王安最大的靠山倒台了。所幸，当时的王安年纪不大——进入内书堂学习的孩子，一般在十岁左右。王安万历六年进入内书堂，万历十年的时候，他的年纪应该在十四五岁左右。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黄门，自然很难被当做冯保的死党，也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实在无足轻重。如此，王安靠着年纪小，躲过了这场朝廷的政治剧变。

        王安运气倒是挺好，因为接替冯保掌管司礼监的是大太监张宏。张宏应该是很看好当时的王安，所以王安的宦官之路并未被打断。同时张宏还提携了陈矩——没错，原历史上可没有高务实，所以陈矩是被张宏提拔的，后来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

        关于这个兼任，本书很早就说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因为司礼监掌印一般不兼职，东厂提督通常由司礼监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兼任。由此也能看出，陈矩的确是极得朱翊钧信任。

        继续说回王安，为什么高务实认为张宏没有为难王安？因为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陈矩向朱翊钧推荐王安成为了皇长子朱常洛的大伴。这就从侧面证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王安一直没有离开这几位权宦的视野，且才学与阅历一直在增长，所以才能得到陈矩的举荐。

        之后王安似乎还参与了一些事情，但高务实这会儿确实想不起来了。他根据时间线仔细想了想，再次搜寻到有关王安的记忆就已经跳到了著名的明末三大案之一：“梃击案”，而且高务实想起来的，是这场大案中王安的一些细节表现。

        “梃击案”这件事本身一点都不复杂，大致就是有个哥们拿了根木棍，居然进到慈庆宫(彼时已经成为二太子的朱常洛居所)，要行刺太子。刺客未能得逞，但显然朝中一片哗然。然后开始查，查来查去，反正查到了郑皇贵妃的头上。

        当时舆论一面倒地要朱翊钧秉公查办，说白了就是朝臣们要求这次必须好好教训下郑皇贵妃。

        朱翊钧当然舍不得，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受害者朱常洛。这个时候，王安给朱常洛出了主意，意思是帮着皇帝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放郑皇贵妃一马。

        朱常洛对于这次行刺肯定是大为恼火的，他多年来受郑皇贵妃的气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散的，但朱常洛还是遵从了王安的建议，跑进宫里当着朱翊钧的面，与郑皇贵妃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的戏码。这出戏效果很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懂事，郑皇贵妃也暂时被安抚了。

        故事讲到这，正常人应该就都觉得“梃击案”算是过去了。然而并不是，王安接下来的一个举动，一直被人忽视，连高务实也是这会儿因为要仔细琢磨这个王安靠不靠谱，这才想起来。

        王安帮朱常洛起草了一份东宫诏令，简单的说就是关于“梃击案”东宫的官方声明，内容基本是各种打圆场，说明太子与郑贵妃感情好如何如何好之类狗都不信的废话——但是，王安在这份诏令里的用词很考究。

        王安是用朱常洛的第一人称写的，然而不同于以往所用的“儿臣”之语，而是处处皆以“本宫”来自称。大明的太子正式自称一般有两种：“本宫”或者“孤”。不过，“孤”并非只有太子能用，宗王其实也可以用。

        如此一来，他在此处为太子特意使用“本宫”作为自称，事实上是彰显和强调了朱常洛东宫太子地位的不可撼动与权威性。

        朝臣读懂了，朱常洛不是不生气，而是这件事与太子之位比起来无关痛痒，于是朝臣也默契地不闹了；朱翊钧读懂了，自己的这个儿子终于开始有了帝国继承人的气度与眼光，拿大放小，隐隐有了君王风范；郑皇贵妃也读懂了，朱常洛的储君之位已是既成事实，难有更易，自此不再有过激之举。

        王安用一封诏令，结束了“梃击案”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并化危机为契机，事实上巩固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可谓机智过人，立下大功。

        想到这里，高务实仿佛思维被激活，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只不过时间线同样有些跳跃，直接到了万历晚年，是福王朱常洵终于要就藩洛阳那会儿。

        当时朱翊钧和郑皇贵妃为了保证这个宝贝儿子以后不饿着冻着，几乎竭尽财力赏赐福王，当时的说法叫“竭天下膏脂予”。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不知道是不是太子朱常洛醋意大发了，他居然扣下了宫中原本要送给福王的十箱财物，并二话不说下令搬到了自己的府邸。

        其实在这件事上，高务实是能理解朱常洛的，就三个字：凭什么？

        都是儿子，我还是太子，做爹妈的把家里瓶瓶罐罐都送给了小儿子，我做老大的以后怎么管家？这是一种愤怒，委屈，悲痛各种情绪交织的心理状况。

        王安也明白朱常洛的心思，但他仍然劝说朱常洛。怎么劝的高务实不知道，反正最后还是把朱常洛说通了。于是王安把那十箱原本放在华丽箱子里的财物，换成了普通的箱子，送到了福王那儿，并另外以东宫的名义加赠十件礼物。

        然后王安给皇帝的说法是，太子觉得这些箱子太扎眼，恐引起朝臣不满，故而刻意搬进府中更换箱子。同时为了表现兄弟之情，太子还让我赠送十样精美礼物给福王。

        朱翊钧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当然，朱翊钧从来不是傻子，所以等王安一走，他转身就对身边的人说此事肯定是王安的主意。

        不过，光是想起这两件事对此刻高务实的意义不大，毕竟这只能证明王安是朱常洛身边的救火员，而高务实现在需要探知的是王安对朱常洛的这些贡献，究竟是出自于忠诚还是仅止于职责。

        好在此时，他又想起了“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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